更新时间：2024-01-30 17:38
青年鲁齐乌斯一到魔法师米洛夫人家，强盗就闯了进来。鲁齐乌斯用刀同强盗们交手，杀了他们。在他茫然不知所措时，米洛家掀起了笑的声浪。他猛回身一看，强盗的尸体变成了皮袋。不久，鲁齐乌斯陷入同米洛夫人侍女的恋爱之中，米洛夫人通过侍女使其变成驴子。这个故事就写变成驴子的鲁齐乌斯外出旅行，遇到山贼，又从贵妇人那儿得到宠爱的种种艰辛和冒险。
这部小说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的古罗马。作者阿普列乌斯大约生活于公元125年到180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文化繁荣之时。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披称为“白银时代”。与奥古斯都时期的“黄金时代”相比，“虽然这时期并非毫无创树，作家、作品按数量而言仍可谓兴旺，和帝国后期以钢铁贱金象征文化衰落不可同日而语，但金银的差价也就形象地说明了这时期在质量上已大不如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皇帝的专制与宫廷的影响不能辞其咎。因为皇帝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只许歌功颂德，难容自由创造，可以说是断绝了古典文学赖以生存的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正因为这样的环境，作家在表达其思想时就更加隐晦曲折。
鲁齐
鲁齐，这个原始小说中的非人形象，这头货真价实的毛驴，本来是一个名门之后，而且容貌不凡，“身材高大，但并不过分，体态轻盈却一身肌肉，面色微带红润，一头金发天生就带着鬃儿，淡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犹如鹰眼一样敏锐，脸蛋儿漂亮得象一朵花儿”。然而，他过于迷恋、向往神秘世界，终于一头栽进了深渊，变成了丑陋不堪的动物，堕入尘寰饱受磨难，以便赎回自己的罪过并臻于圣域。不过，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区别，当代读者在这个形象的训诫意义之外，更多的看到了处在当时人与人冷漠关系之中的个人孤苦无援的悲惨境地乃至人性的沦丧，由于鲁齐具有驴形驴性，人们在和他交往时不必披上虚伪的面纱而释放出自己性格中所有的邪恶，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对于阿普列乌斯《金驴记》的思想内涵，“一般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双重意义，一为娱心，二为劝善，即消遣之余晓以事理：鲁齐由人变驴，起因在于淫乱，故灵魂必然降格，堕入尘寰经受磨难，以便赎回罪身；后来他逃离恶妇，表明灵魂弃邪归正，业已摆脱世俗诱惑，于是神灵出面相助，引导他恢复原形，成为一名信徒。”
在《金驴记》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他对人生的看法——生命只不过是一座牢笼。鲁齐在变成驴后不断地受苦，尽管他换了一个个主人，但这种不断的改变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他还是在不断地受到新的折磨。生活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走向另一个牢笼。人生充满了悲剧。这种思想笼罩着整部小说。而这是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期多噶派哲学有着一致性的。
斯多噶派学者把理智看得极其重要，但是人又是有着本能的，这种本能会妨碍人们按照理智的判断去生活。因此他们容易走向悲观。“人应该摆脱生活的欲望，认识到受苦没有什么，因为人总有一天要受苦的”。由此可见，在《金驴记》这部小说中，作家其实在向人们讲述一个人类生存的哲学问题。
人生是一座牢狱，是不自由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过是如驴子鲁齐所说的那样，“以另一个牢笼来换取片刻的自由”。人类认识到自己的不自由，所以才要调整自己，以消极的积极来应对人生的痛苦。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既有积极的行动，又有消极思想。主人公一方面想方设法保全性命，一方面又悲观地生活在人世的牢狱。人生充满不幸和苦难，所以没有自由可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调整自己，以理智的精神使自身坚强，从而去面对生活。这种看似矛盾的思维方法其实是与斯多噶派的所谓“力量”范围之内与“力量”范围之外的区分是相一致的。只要做到了自己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就算是为保全性命所做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在《金驴记》中体现出来的生存观。虽然从容观上看是没有自由的，但有了理性的指导便能实现人们心中相对“自由”。
在主人公的历险记中，他其实有许多机会可以变回人形。但是他每次在思索后都没有作这样的选择。最简单的原因是他必须让自己活下来。对生命的珍惜是他忍辱负重的理由。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古罗马民族简单的生存观：生命比别的一切更重要。在哲学家眼里，罗马是一个行动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善思考的民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鲁齐的眼中，反抗之所以无用，他之所以不愿去尝试，是因为他认为人生根本上是不自由的。人活着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走向另一个牢笼。正因为人生充满痛苦，所以斯多噶派才强调要用理智指导人生，超脱痛苦。
小说兼容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艺术特质，一方面通过主人公的形象变异和复归，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搜神猎怪，使小说充满了魔幻的色彩与神奇的美感；另一方面又有小说的浪漫故事，大致设置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构架，用写实的笔法艺术地再现了鲁齐周围的社会百态，出色地描绘了古罗马现实生活的讽刺画卷。
值得注意的是，《金驴记》不仅自始至终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叙述鲁齐的命运际遇，以保持叙事人称的完整性和追求更强烈的逼真感，而且还在小说第3卷第15—18章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套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艺术技巧，让鲁齐的情人自述她的亲身经历，从而扩大了小说的生活面，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在小说的第3卷第12章，叙述者吉尔·布拉斯退到一旁，让他昔日的情人罗合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叙述了她自己的生活经历。
插曲式结构形式。《金驴记》的情节主线是鲁齐由人变驴之后的命运际遇，在这条情节主线上，叙述者又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人的生活插曲，如强盗的故事、碧兰娜的故事、卡莉的故事、一对奴隶夫妇的故事、一个穷光蛋的风流韵事、磨坊主的故事、阿兰苔与菲乐西特罗的故事、狄亚索的故事等。后世欧洲的流浪汉小说，采用的就是这种插曲式结构形式。
作家以现实生活为艺术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通过人物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生存环境来刻画人物性格。据粗略统计，《金驴记》中有名有姓且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数以百计，其中上有总督、法官、公主、银行家、高利贷者、军官、祭司、贵族、乡绅、小业主，下有奴隶、马夫、工匠、菜农、医生、厨师、渔翁、仆人、兵痞、小丑、衙役、教徒、星相家、牧羊人、剃头匠、守尸人、角斗士、女巫、先知、强盗、土匪与江湖骗子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小说主人公鲁齐的言行举止与命运际遇，正是依靠作家的观察力、想象力与表现力，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中间展开。在这方面，《金驴记》明显受到了荷马史诗艺术传统的影响。
既重肖像又重心理、既重言语又重行动的人物描写技巧，使得阿普列乌斯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也使得《金驴记》比荷马史诗更关注现实人生，从而初步完成了“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艺术转型（尽管《金驴记》依然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神的生活以及神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在小说第1卷第21—24章，阿普列乌斯运用上述艺术手法，将高利贷商人米老内这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在小说第2卷第7章，作家对米老内家的女仆的精细描绘，则更是集中地反映出阿普列乌斯巧妙地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她穿着一件麻布紧身衣，十分合身，一条鲜红色的腰带以挑逗的方式将胸部束得很紧。她用胖乎乎的手搅拌着锅中的食物，时而将锅子摇晃几下，自己的躯体也随着扭动起来，呈现出一种软绵绵而且肉感的姿态，屁股也在微微颤动着；她还故意摆动腰肢，动作挺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更加深刻地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作家还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也对后世欧洲文学（尤其是戏剧与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人物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在激情。例如阿普列乌斯写高利贷商人米老内，就通过人物的言行与不同的事例来突出他的吝啬本性，因此我们读过小说之后觉得，米老内这个吝音鬼跟后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相比，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阿普列乌斯借助小说中的插曲写女神维纳斯，则通过维纳斯对儿媳的百般刁难与残酷迫害来突出这个女神的嫉妒本性，她的嫉妒本性也足以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相提并论。
《金驴记》是古罗马文学中最完整的一部小说，也是欧洲第一部长篇寓言小说，在很多方面为后代作家树立了典范。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从中汲取了素材而作《十日谈》，马基雅维利受其启示而作自传体隐喻诗《金驴记》。18世纪劳雷佐写《毛驴奇遇记》，19世纪科洛狄作《木偶奇遇记》，都受其影响。它还影响了东方各国， 《一千零一夜》中的白第鲁故事，中国唐代《幻异记》中的板桥店三娘子故事，都与其相似。
在原始小说中，鲁齐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艺术形象。在他之后，欧洲小说史上逐渐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变形艺术画廊，生活在“巨人时代”的拉伯雷，为了张扬人性的觉醒和突进，在《巨人传》中把卡冈图亚、庞大固埃、约翰僧等凡人变形为天神以表现人的伟大。18世纪的斯威夫特，或把人缩小为侏儒，或夸张为巨人，或扭曲为耶胡，他的《格列佛游记》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之谜的困惑。20世纪的卡夫卡，在生而为人渺如甲虫的年代里，描写格里高尔的变形为虫，他的《变形记》集中表现了当代西方世界中人本质的异化。在欧洲小说史上，这些变形艺术形象多次掀起壮阔的波澜；鲁齐，则是他们的源头。
阿普列乌斯，（Apuleius，Lucius 约124～170以后）古罗马作家。生于北非马达乌拉城，出身豪门。父亲去世后，赴雅典深造。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尤爱哲学，自称柏拉图派。后去罗马。他早年到处演讲和游历，后与一学友之母结婚，招来不少麻烦。后半生主要在迦太基度过，深得人们敬仰，当地发现过他的两尊雕像。他一生著述丰厚，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文学等皆有涉猎。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哲学类的《论柏拉图及其学说》、《论苏格拉底的神》、《论宇宙》3篇，《辩护辞》1篇，及长篇小说《金驴记》和后人摘录的他的演说辞《英华集》。据记载，他还创作过一部名为《赫尔马戈拉斯》的小说及一些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