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段争议出现时间是最早的。争议起源于作为藏印混血民族的菩提亚人冬夏在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迁居。19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已经牢牢确立了在南亚次大陆北部的统治，菩提亚人在印度境内时向英国殖民者纳税，英国殖民者遂认为菩提亚人行迹所至皆应划入印度。中印中段争议由此而起。

此后，英国殖民者便用其惯用的手法蚕食中国领土，派人前往西藏边境从事勘测活动，然后在制图时故意篡改传统习惯线，以使边界的变动有利于英国殖民者的主张。如英国派往西藏边境从事勘测活动的斯特拉彻中尉就在勘测香扎、拉不底时把边界推到这一地区以北的分水岭上。

1920-30年代，英印殖民地政府已经侵占桑、葱莎地区，为使它的侵占行为合法化，1926-1935年，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就桑、葱莎地区的归属问题举行了谈判。1928年，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利中校曾致函西藏地方政府，信文和附图提出了划界的具体建议，即英国愿把葱莎以北直到桑觉拉山口的地区归还西藏，而西藏应承认桑、葱莎地区系英属印度的领土。然而，这一建议与传统习惯线的位置仍然不符，西藏地方政府表示不能同意，谈判未获结果。英国的意图虽未能实现，但西藏地方政府亦无实力夺回被侵占的桑、葱莎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在19世纪60年代，英帝国主义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新疆腹地的捷径，曾经觊觎地势比较平坦的阿克赛钦地区，派遣军事情报人员潜入这一带地方进行非法勘察。

这些人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意旨，设计了种种割裂新疆的界识。英国政府曾经一度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印边界西段的传统习惯线，但是，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界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路目的。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敢完全否定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界线，把它阴谋制造的非法的边界机和盘托出。

从1865年到1954年以前，英国和印度的地图都没有标出中印边界西段的界线，或者模糊地画出而注明是未定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英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时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个会议上，英国代表也未敢公开提出分割中国大片领土的要求。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是在这个会谈的外边，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那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但是，从1936年起，东段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出现在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直到1954年以前，还注明是未标定界。

这事，不但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当时并不知情，就是达赖喇嘛和噶厦也事先未给其派去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厦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

此外，不论是西姆拉协定的文本还是地图，均未得到当时派出陈贻范做谈判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批准和盖印。19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该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失败告终。

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明确表示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一个三方协定，只有两方签字，显然是没有什么效力的。有印度学者也认为，“由于中国拒绝签字，西姆拉会议流产了，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国际意义了”。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逐渐开始侵吞锡金，通过租借大吉岭逐步将势力渗透入喜马拉雅山地区。而后以此为跳板向今中印边界锡金段附近迈进。清朝与西藏地方抵制了英属印度对“藏哲边界”的武装入侵，最终于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并约定了今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划界走向。

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后，两国政府均继承了1890年条约以及据此确定的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界，这反映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印度驻华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印方提交的文件中。长期以来，中印两国按1890年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实施管辖，对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没有异议。边界一经条约确定，即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不得侵犯。

1947年印度独立后，全面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在总体上确立了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同时也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加快了在中印边界地区抢占的步伐，继续扩大其占领范围。

印度独立后，延续英印政府的边界蚕食政策，加快了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为此，1951年2月，印度成立了“北部和东北部边境防务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印度国防部，成员来自于印度国防部、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等部。

侵占中印边界东段中国领土

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在东段向 “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境内推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

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把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侵占中印边界中段中国领土

在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开始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波林三多、什布奇山江、巨哇、曲惹等地，共约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侵占中印边界西段中国领土

在西段，印度军队于1955年侵占了中国的巴里加斯地区。

从1954年到1956年，中印两国总理三次会面。周恩来向尼赫鲁谈到：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首先需要加以肯定的事实；“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中国政府决不会承认这条线，但也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然而，与中国政府准备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不同，印度政府一直打算把英国殖民统治者所划的对它最有利的线作为边界线强加给中国。不过，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中印边界仍然维持了近十年的和平状态。

50年代初期，在中印建交后的头几年里，两国政府出于各自的原因和考虑，都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入议事日程。不过，两国政府也了解，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是不同的。

1957年10月，中国开通了从新疆通往西藏的公路。1958年10月，印度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声称这条公路通过的一部分领土属于“印度拉达克”地区。中方拒绝了这一指责。这次外交交涉把中印两国之间关于阿克赛钦地区归属问题的争执挑明。

关于阿克赛钦地区归属问题的争议给两国关系带来比较重大的影响。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方面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此后又在9月8日的信中建议双方应“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可是，印度政府无意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多次宣称印度所主张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14世达赖喇嘛裹胁部分藏人逃亡国外。

西藏发生叛乱后不久，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同时，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深入中国领土，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村发生了中印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1959年10月21日，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上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为缓解局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政府于11月7日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方拒绝了这一建议。

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商谈，也未能取得任何成果。此后，印度政府更把中国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大肆采取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以军事行动蚕食中国领土，破坏边界现状。至1962年年中，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军在一直由中国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设立了43个据点；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设立了新哨所。中印边界地区两军对峙，犬牙交错，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

从1962年8月到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讨论边界问题，印度反而正式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并在中印边境集结2.2万余人的军队。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下令要把守卫中国领土的中国军队“清除掉”。18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开始全面进攻。

在印军发动武装进攻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果断作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奉命于10月20日实行自卫反击，在西段一举扫除了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全部据点，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

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表明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对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11月14日，印军在边境东段又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中国边防军队再次反击，以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此次击毙、伤、俘虏印军官兵八千八百余人。

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宣布：从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印军被俘的全部军事人员，并归还在冲突中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在这次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不仅捍卫了尊严、保卫了领土的完整，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为谋求和平解决国与国边界问题的先例。此后，中印边界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

1962年边界战争前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激烈情绪达到顶峰，战争使中印关系跌至冰点。1970年，中印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以及中印关系僵冷状态开始松动，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立场有所调整。

1979年，印度外长访华，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1981年6月，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边界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

自1981 年恢复谈判以来，两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磋商与谈判机制的层级不断提升，磋商与对话的内容也得到扩展。

1981年6月，中印两国决定就边界问题建立副部级官员会谈，至1987年11月共举行了8轮会谈。

1988年12月，中印边界联合工作小组会谈机制建立，至2005年3月共举行了15轮会谈。

1993年9月，关于边界问题外交军事专家组机制形成，至2005年3月共举行了15次会议。

2003年6月，中印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形成了关于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至2019年12月共举行了22次会晤。

2010年12月，中印就建立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达成共识，并于2012年1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截至2021年6月25日，共举行了22次会议。

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路线图

随着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磋商与谈判进程不断推进，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总体思路也基本形成，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 路线图。

回顾特别代表会晤的议题可以看出, 前五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的主要议题就是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总体原则。在2004 年11 月举行的第四次特别代表会晤期间，中方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 路线图得到印方认可，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

就政治指导原则达成共识

在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路线图后，2005年第五次特别代表会晤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共识，并于2005年4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完成了“第一步”谈判。协定明确指出“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此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

2006年11月21日，中国和印度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宣言》重申：中印双方将在上述指导原则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将早日商定一个适当的框架，以便最终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包括中印边界各段。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将根据1993年、1996年和2005年协定的规定，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完善边境管控机制

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为边界谈判创造和平友好氛围，始终是中印两国的共同关切。为此，两国不断细化边境管控措施,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信任措施建设机制，陆续形成了1993年协定、1996年协定、2005年议定书、2012年工作机制和2013年协议等成果。

1993年9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 第一次以协定的形式确立下来，同时规定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以及通过协商制定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有效信任措施。

1996 年11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年协定决定进一步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增加透明度，为此对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军事活动范围、避免导致边境紧张局势行为、防止军用飞行器越线以及军事交流合作等做出规定。

2005年4月，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就1996年建立信任措施协定有关条款的具体实施办法达成协议。

2012年1月，中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工作机制不探讨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也不影响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处理和保持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相关的重大边境事务，研究开展和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探讨在双方一致同意的边境地区开展合作，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影响中印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问题和情势。

2013年10月，中印两国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边防合作协议》，以法律的形式把过去管控冲突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肯定了下来，确定了双方今后处理边界对峙的要求和规范，明确了双方在边境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机制，规范了两国边防部队和两军之间加强联系的方式。

2021年11月18日，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辅秘史耐恩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3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

2022年1月12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四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解决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指引，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双方表示，这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双方同意持续巩固已有成果，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区包括冬季的局势安全稳定。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沟通，通过对话协商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

2022年3月11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五轮军长级会谈。

2022年9月8日，根据中印双方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中印两军位加南达坂一线部队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这有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虽然边境管控机制对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却未能有效遏止边界对峙事件的多发态势。

1986～1987年，中印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和对峙。1986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予承认。

2013年4至5月，在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的情况下，印度宣称中国士兵在天南河谷“越过实际控制线入侵印度”，并搭起帐篷与中方形成“帐篷对峙”。

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与中国边防部队形成长达70多天的“洞朗对峙”事件。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人，连同2台推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截至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

事件发生后，中国边防部队在现地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6月19日，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度一侧。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度使馆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多次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印度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撤回越界的边防部队。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多次公开表态，说明事实真相，表明中方立场，并公布了印军越界的地图和现场照片。

2020年5月6日，印度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人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6 月15日，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再次越过实控线并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8 月31 日，印军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占控并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紧张。

截至2021年6月，经过11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就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将继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此外，2020年9月10日中印外长发表联合新闻稿，坦诚和建设性地讨论了中印边境形势发展及中印关系。

2021年4月29日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称，“在中印共同努力下，双方边防部队实现在加勒万河谷以及班公湖地区脱离接触，边境地区现地局势总体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