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尼理论，一个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能反映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别程度。

通常，基尼系数在0—1之间，其中，基尼系数为0时，社会分配处于绝对公平；基尼系数为1时，社会分配处于绝对不公平。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当基尼系数为0.0—0.2时，为收入绝对平均，社会缺少竞争；当基尼系数为0.2—0.3时，为收入比较公平，社会缺少活力；当基尼系数为0.3—0.4时，收入相对合理，社会活力大增；当基尼系数为0.4—0.5时，收入差距较大，社会出现动荡；当基尼系数为0.5以上，特别超过0.6以后，社会动荡失控，基尼系数0.6这个值也认为是老百姓开始革命的分界线。

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在0.18左右；2007年上升为0.498（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从人性的一般特点看，产生仇富的深层原因是个人对财富所具有的强烈占有欲。仇富是仇富人，爱富是爱财富，不是爱富人。仇富的本质是爱富。这里仇是手段，爱是目的。对别人拥有财富是仇，对自己拥有财富是爱。财富本身是硬币，恨与爱只是这枚硬币的两面。对自己而言，体现的是硬币爱的一面；对别人而言，体现的却是硬币恨的一面。

从社会现实角度看，爱富是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很正常的心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富之心，也是人皆有之。当然，个别不爱富的“超人”也是存在的，但这里仅谈的是一般情况，而不是一些特殊情况。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古人还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后面有一个目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因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等级所产生的财富最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群体收入差距，因社会地位所掌握的造成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财富等等均使社会产生不满而形成的仇富情绪。

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仇富也是爱富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延伸。一方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另一方面，资源又是稀缺的。如何让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其中个人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

而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也就意味着，当别人占有较多资源时，自己更多占有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从而自己满足欲望的手段就会减少。这对个人而言就会产生一种痛苦感。仇富就是这种个人痛苦的一种外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人彻底放弃了对财富的欲望，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产生仇富心理。所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仇富的心理与爱富的心理应当具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

另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在物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般人们对拥有物质财富的效用水平相对较高，所以，贫穷有加剧仇富心理的作用；相反，随着一个人财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仇富心理也有一个递减的趋势。

产生仇富心理既有一般人性方面的因素，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源。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制度的不完善会进一步刺激和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

1．造成财富存量在个人间的不均衡；

2．造成财富流量在个人间的不均衡；

3．造成个人财富获取规则的紊乱。

上述三种情况都会加重人们的不满足感和仇富心理：

（1）从财富的存量角度看，人的满足感和效用水平既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也取决于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人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一方面主要满足人对自然属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满足人的社会属性的要求；而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则主要满足人对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

自然属性是肉体，社会属性是灵魂。自然属性体现的是存在本身，而社会属性体现的是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意义是存在的主导。由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就意味着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的提高，所以，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财富的总效用水平不一定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而当个人间财富水平差距较大时，财富的总效用水平反而有可能是下降的。当财富的效用水平下降时，仇富心理也会随之增加，因为这种下降是与富人的比较中产生的。

（2）从财富的流量角度看，当一个人的投入与回报与别人不对等时，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财富流量的差距主要体现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人们相同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回报，这时人们就觉得不公平，心理就会不平衡，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和不满足感。并且随着人们之间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人们的这种不满意度也会增大。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会使人们对财富来源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所以仇富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

（3）是从财富获取的规则看，违规现象的增加会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和愤怒心理。规则的实质是利益，规则的核心功能就是为人们之间获取利益划定行动边界。而当规则失效或效率较低时，人们就会对财富获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产生怀疑，这时产生仇富心理也就有了客观依据。

造成上述三种情况的直接根源是社会经济的落后与制度的不完善，而富人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当然，富人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将主要原因都归到富人身上。世上的富人并不都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的增加，富人往往这时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直接对象，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替代品，

仇富的效应是多重的。 有些学者认为，仇富有一定积极意义，如对追求公平有促进作用。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凡事皆有利有弊。但仇富的消极作用也是很大的。仇富对富人造成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怕”。

一方面，人们有通过消费成就自我的需要，从而相应就会产生一些炫耀性消费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仇富心理的存在，一些富人也惧怕消费。因为消费有会可能引发一些不好的后果，如人身财产的不安全、周围人的嫉妒等。而消费的抑制最终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所以，仇富对富人和穷人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富人。因为没有好的经济增长，对富人和穷人都不利。

因为投资对富也是一种张扬。有投资，就有生产，也就有供给；同时，有投资也就有需求，因为投资需求也是需求的一部分。所以，投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国民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从这点看，仇富对经济的消极作用是长远的。当然，仇富也会对一些非生产性投资有一定间接刺激作用，如用在安全保卫方面的投资就会有所增加，但非生产性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没有长远效应。

《中国妇女报》有一篇文章分析指出，由于行善渠道不畅及富豪们担心仇富的心态等主客观原因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富人们的行善之举。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因为慈善也是一种露富的信号。而在仇富的环境下，露富的风险又是很大的。所以，尽管慈善会为慈善者提供一种精神收益，但在人身财产损失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减少慈善也符合个体理性的要求。而慈善的减少对社会的消极作用也是很大的：

（一 ） 会更加刺激人们的仇富心理，导致人们认为富人是“为富不仁”。

当然，产生“为富不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也有富人自身方面的问题，但仇富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不利于分配的合理化。

慈善是相对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分配。慈善对补充市场与政府分配的不足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慈善的不足也减少了社会发展的人道性。

慈善体现的境界是“爱”，而仇富更多体现的是“恨”。“爱”是健康人性的基本要求，而“恨”是人性的异化。“恨”既是“恶”的副产品，也是是“恶”的催化剂。“恨”对社会而言，消极作用要远大于积极作用。

仇富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而资金外流对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我国一些有钱人向国外转移资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有了大蛋糕，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要体现公平原则。在社会整体层面，公平与效率是有机统一的。公平不是平均。有了公平的制度体系，劳动者的投入与回报就能对等，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就高，社会经济产出也就会有效率。所以，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应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上要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因为这种做法与公平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对公平原则更合理的一种运用。

要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要大力惩治各种形式的腐败，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现象。腐败对仇富心理有很大诱发作用。二是要规范市场秩序，要严厉禁止坑蒙拐骗和市场欺诈行为，提倡公平竞争，要尽可能限制垄断的消极作用。

要提高民众的决策参与度。多做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民众参与意识。

要建立和健全个人财产保护制度，产权界定要尽可能清晰。产权清晰一方面有利于养成尊重别人财产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和权益。

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对仇富心理也有一种减轻作用。

要加强教育。要从小学和中学抓起，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人生观。既要提倡合理致富，也要提倡正确做人和待人。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大家都这样，社会也就有了和谐，仇富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特别是加强心理学教育，弘扬富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适当批判一些富人的剥削行为。在利弊中，社会文化应让人们更多关注积极的方面，形成良性循环，减少仇富心理。

要进行人文精神方面的创新。宽容、理性、秩序等观念是解决富人不合理致富和人们不理性仇富的基本人文要素。对此，要加大精神层面的开放力度。改革开放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物质建设与人文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构成一个互动的有机体系。要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东西。要在精神领域为仇富心理提供一个转换和消解的平台。

在一定意义上，人们表达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非法致富”、“为富不仁”者“恶行”的道德义愤，不能等同于对一切富者的嫉恨和敌视，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日趋完善、以及现代社会心理的逐渐成熟，人们对于仍会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将能够理性地面对和宽容地接受。促成这种理性心态的形成应做以下方面的努力：

基于国情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促进社会公平感的增强和人们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政策措施和机制。对于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下岗者、失业者、贫困者、应届毕业生等，应提供更到位、更人本的关怀，因为贫富差距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失落感、不公平感等心理体验，如果现实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会导致他们的心理极度失衡，甚至出现偏激化的“仇富”行为。

其内涵主要包括：（1）富者参与公益事业和支持慈善事业，在社会中形成“三次分配”或“道德分配”。富者应形成回报社会的自觉意识。（2）富者要塑造和维护好自身的社会形象。创富者必须依靠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交纳税款；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应更加理性和自律。因为富者的行为还会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无形之中担当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引导者。

要使社会成员形成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社会心理，除了社会结构层面的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文化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分配机制上对平均主义的打破，释放了社会成员潜在的进取冲动。但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崭新的社会财富观和个人致富观还处在生长之中。

进取意识、致富愿望是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市场经济带给人们心理上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它彰显了公平观念。而这种公平与传统社会里所强调的结果公平不一样，现代社会所向往的是出发点或机会的公平，在公平原则下竞争。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拥有的资源状况有别，竞争的结果难免就会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现代社会心理的成熟，人们应该越来越容易加以接受。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富裕的机会成本比较昂贵，普通人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也就很难对富豪形成敌对情绪。

与此相反，中国的一些富豪，尤其是一夜暴富的富豪，比如当今某些煤老板，他们为成为富豪而付出的成本异常地低廉，在他们的发家史上，往往与“腐败、不公”联系在一起，是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极端不平衡、公平机制极端不健全使这些煤老板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富起来。而与煤老板们的暴富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公平机制的不健全而日益穷困，有的甚至是直接因为暴富者对他们权利的践踏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超过了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仇富心理也就急剧膨胀起来。

另外，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

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不但如此，中国的富人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这当然会使穷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仇富心理。

社会误导的道德底线，完全想象恶斗的黑社会犯罪规则都是耍赖社会眼线，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仇富心理，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同时，政府应该建立“致富评估”机制，完善和落实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从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上，有效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遏制住这种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种“仇富”是指对比自己富有的人产生的“仇恨”心理，这种“仇富”其实是一种嫉妒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