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7月3日，当“马礼逊号”起程将一批遭遇海难的日本人送回日本时，伯驾作为随船医生参与了此次航行，并有机会在那霸的琉球人中行医，不过这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完全没有达到。8月29日，伯驾乘船回到澳门，由于身染疾病，他无法专整料理医院事务。 因此又拖了一个月直到10月1 日医院方才重新开门。

1838年2月，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工，伯驾被选为副会长，他的医院也由该会赞助。7月5日，伯驾暂时放下广州的工作前往澳门，在那里建立了一家医院，这也是由医学传道会出资开办的。10月1日，伯驾回到广州。

1839年4月和5月期间，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都被禁锢在商馆之内，医院的运作也不得不中止，伯驾医生只能私下替人看病。外国人不再被禁锢之后，伯驾医生的这种看病方式依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由于前来看病的人太多，他的私人诊所容纳不下，于是占用了英国医生刚刚撤离的广州医务所，将其建为一家综合诊所而不仅仅是眼型诊所。

1840年，省城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这令伯驾认为有必要将医院关闭。该年7月5日，他乘坐“尼安帝克号”（Niantic）前往纽约，在美国期间，伯驾为了促进中国医学传道会的事业，在华盛顿、费城、 纽约、波士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发表了许多演说。

1841年4月17日，他起程前往英国，在伦敦的六个星期中，伯驾先后造访了剑桥、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以及爱丁堡，收获了许多同情和鼓励，之后他还到巴黎作了一次短暂的考察，接着返回美国，在费城度过了大半个冬天。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伯驾结了婚。

1842年10月4日他同夫人一起回到中国。11月5日，他们在广州安顿下来，11月21日伯驾回到眼科医院重新开始工作，同时挪出了一部分时间用英语布道。

1844年3月由顾盛领导的美国公使团抵华久，伯驾和裨治文被同时任命为使团秘书，7月3日，该使团同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使团8月底离开后，伯驾誓时从这份工作中摆脱了出来。

1845年最后一天在广州泮塘交换条约批准书时，伯驾负责翻译工作，随后又担任代办。

1847年，伯驾同美部会的关系终止。

1848年l8月，美国驻华公使戴维斯（Davis）先生来到后，伯驾辞去了代办一职，继续担任公使团的秘书和翻译。

1850年5月24日，戴维斯先生离开中国，之后伯驾继续从事代办之职。

1853年3月27日，伯驾陪同公使马沙利（Marshall）乘坐美国汽船“萨斯喀那号”（susquehanna）来到上海。4月2日，他们起程赴南京，但由于船在长江搁浅而被迫折返，4日回到上海。4月29日，伯驾乘坐“拉瑞斯号”（Larriston）汽船前往香港。5月2日半夜，船在闽江口遭遇海难，不过伯驾最终还是安全地到达了香港。

1854年，伯驾同新来的美国公使麦莲（Maclane） 一起来到上海，随后又陪公使前往北河口，英美公使在北河口联合提出申清，希望获准到京城讨论条约事宣，他们在那里从10月15日待到11月10日。在这期间，身为翻译的伯驾医生和麦都思先生不断和岸上的官员会面。

1855年春天，伯驾回美国时被任立为驻华公使，同时他将医院父给了嘉约翰医生（Dr. Kerr）打理。

1857年，伯驾从公使之任上退下，之后他离开中国回到美国。

早年生活

伯驾（Peter Parker）于1804年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弗兰明罕（Framingham）一个具有浓厚清教徒传统的农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过着敬虔、纯朴的生活。因家境比较贫困，伯驾年少时除上学外，课余时间还要到农场劳作。每礼拜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会做礼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熏陶。1820年4月15日，16岁的伯驾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时他就立志将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有朝一日到异邦去传福音。中学时期，他父亲去世。1827年，伯驾考入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赚钱支持自己读书。三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 （Ya1e College）。由于耶鲁承认他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全部学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级学习。在耶鲁他修读了解剖学、化学、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和哲学等课程，于1831年9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期间，他不但精于学业，而且努力追求过一种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更加圣洁、更像耶稣”。1831年4月间，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最早的海外宣教团体）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来耶鲁校园主领福音聚会时，促成了伯驾献身做一个宣教士的决定。于是他向美部会提出了申请，受到接纳后，重回耶鲁接受神学和医学的训练。1834年3月，伯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医生资格；5月被美国长老会按立为牧师；6月1日又在纽约长老会教堂正式任命为宣教士，三天后即接受美部会的派遣去中国广州，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

创办医院

开业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眼科医局”（博济医院前身）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

1835年8月，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租楼，开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即今十八甫一带，原址已被毁）。该楼共3层，首层为地窖，第二层为候诊室、诊室及药房，第三层为手术室以及可容2～3人的留医室。后因病人增多，次年春获当时广州巨怡和行行商伍敦元先生捐赠，将租丰奉行一座三层楼房做为扩充业务院舍，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等，候诊室可以容纳200多人，病房可以容纳40多人。

1835年11月2日眼科医局正式成立。由于医术高明，免费为贫穷患者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加。开院后不过17天，病历表就增加到240多张，6个星期内接诊450人，其中包括了几位衙门的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派发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种已为当今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伯驾在眼科医局的这套设计呢！ 伯驾的专长本为眼科，所以一开始只看眼科的病，后来应病人的再三要求，也开始为他们看其它的病，从麻疯病、象皮病到疝气、肿瘤，无所不看，终于成了一个“全科大夫”。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写下了几个重要的首创纪录：（1）割除乳癌(1836年)，（2）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3）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与氯仿麻醉(1848年)。

此外，伯驾也以割除肿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446号病人就是一个严重的肿瘤患者，从右太阳穴一直向下长到右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住了，结果1835年12月27日伯驾在鸦片镇痛下为这名13岁小女孩施行手术，割下了这颗重达1.25磅重的肿瘤，18天后痊愈，挽回了她的性命。

眼科医局除平常治疗眼疾和各种病症外，特定每逢周四为割症日期。在眼科医局设立的第一年（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里，便收治病人2152人次，其中施行了中国第一次割除乳癌手术；一年之中诊治的眼病有47类，其他病例2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有5宗。慕名前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经伯驾诊治的病人已有近万人次，且都免费。

1838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也曾间接地接受过伯驾的诊治。林则徐患有疝气和哮喘病，曾派幕僚到伯驾处取疝带及袪喘药，并回赠水果等物。伯驾虽未见林则徐本人，但专为林则徐立下一个病历，病历编号为6565（载于1840年的《中国丛报》），这是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眼科医局患者的登记内容包括病案的编号、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种类、手术时间的长短，连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停业及复业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眼科医局停业关闭。1842年伯驾再度来到广州，11月眼科医局恢复业务，已不限于眼科，而是综合性医院了。此后，教会医院都设置专职或兼职神甫或牧师，进行宣讲教义的活动。但在众多就医者当中，对此感兴趣者仍十分稀少。据曾定期到医局协助伯驾传教的梁发说，三年半时间里被邀请参加礼拜聚会的1.5万多人次中，“真诚研究真理（指基督教教义）的只有3个，而受洗归主的人竟一个都没有”。

尽管如此，医局还是坚持开设下来，并且越办越大。1844年，伯驾施行了中国第一例膀胱结石截除手术，在当时这类疾病极为常见的情况下，第一次成功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1847年，伯驾首次在中国应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术，麻醉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848年，在医局进行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以上2种麻醉法均为美、英籍人发现后的次年在中国的首例试用。1850年，又开始了病理尸体解剖术。

伯驾在1838年会同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与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二人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会员每年捐赠慈善款，支持眼科医局，在联系早期的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伯驾自1834年抵广州，至1857年返美国，历2 3载，特别是1841年他漫游欧美争取捐助，为传道会做了大量工作。 1855年因伯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眼科医局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

晚年生活

1857年4月22日，驻华公使一职被列卫廉（William B. Reed）所取代，伯驾遂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宣教和外交生涯，于1857年底偕妻回到华盛顿特区定居，从此脱离了美国政界，也再没有来中国。两年后，夫妇俩竟喜得一个儿子，是时伯驾已经55岁。另一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未曾当过医生一样。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注却未中断，继续与其在中国的友人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嘉约翰的领导下，在医疗宣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当1885年博济医院为纪念伯驾开设医疗事业50周年时，他还写信表示祝贺。

1859年，伯驾与美部会修好，并成为该差会的理事。1876年，伯驾在美担任“中国医药传道会”会长，同时受聘担任美国国立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参议，以及耶鲁大学校友会会长；他亦热心于新成立的福音派联盟。晚年期间他还撰写了数本医疗宣教的书籍。伯驾前半生在中国的悲剧性经历，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与军事在激烈冲突中交汇的缩影；伯驾在美国度过他余下后半生，于1888年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岁。

1834年6月4日，伯驾告别亲友，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轮船启程，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一个多月后，伯驾转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从事医疗宣教十个月后，再次于1835年9月来到广州。同年11月1日，伯驾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广州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帮助——出租新豆栏街丰泰行房产的一部分给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年租金500元。该医局当时称“新豆栏医局”，于11月4日开始接诊病患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稣基督大爱，以济世为怀作宗旨”，伯驾自任院长。虽然此前曾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门办过医疗诊所，但规模都很小，并且没有延续下来。所以伯驾所创办的这所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

新豆栏医局一开始就颇具规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诊室，兼备40余张病床，新式仪器一应俱全。伯驾的专长本是眼科，因此当初只打算为眼疾患者免费服务，赠医施药。其时因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百姓对西医心存疑惑，不敢前来就医，所以医局开业的第一天，虽然标明免费治疗，整天竟无人问津。次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却又无钱求医的妇女，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战兢前来就诊，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此后由于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蔼可亲的服务，很快就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随着伯驾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医局的名声愈加增大，前来求诊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据纪录，医局开诊后仅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内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给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接受治疗。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于伯驾在新豆栏医局的这套设计。新豆栏医局开设之后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2152人次，到医院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医院日常诊疗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驾亲自诊治，诊治病人数最高曾达一天200多人次。对就诊病人，伯驾均严格实行病历登记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外，对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时间长短以及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详细纪录。在他的病历记录中，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面部长有巨型肿瘤，从头部太阳穴一直向下生长到右边面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闭掉。伯驾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经过周密的准备，为这女孩进行了切割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只是在手术前让患者服用了一些鸦片剂，然后将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脚捆绑在手术台上实施切割。最后伯驾成功地割下这颗一磅多重的肿瘤，这是伯驾来华后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术。此后每次实施割治手术前后，伯驾都特别请画家详细绘下病人的病状，保存下来，归入档桉，以供日后教学及研究参考。当时十三行有一位华人职业画家，名叫关乔昌，西人称他为琳呱（Lam Qua），有感于伯驾免费为华人治病，自愿免费为伯驾画下各种病状，成为生动的病历资料保留下来。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凡看过那些奇形怪状、丑陋挣狞的肿瘤病状的人，无不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驾每天清早起床，简单就餐后，就为前来求诊的人看病治疗，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劳累不说，生活作息全无规律。但当他看到一个个病人经他治愈后离去，就心里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务体现了耶稣基督的博爱，中国百姓无论贫富贵贱，在他眼中皆一视同仁，他以行动见证了基督的福音。伯驾一直视医疗为传扬福音的途径。每次为病人施行手术前，他都迫切地为病人祷告，帮助病人信靠神，将他们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同病人一起祷告感谢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体康复，更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仁济医院被迫停业。战争期间（1840-1842年），伯驾周游美国、欧陆、英格兰及苏格兰等地，推动医疗宣教，招募医疗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经费，同时也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1841年3月，37岁的伯驾与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结婚。1842年11月，伯驾带着他的新婚夫人返粤服务，此举使其夫人成为第一位居留广州的美国妇女。仁济医院复业时，已不限于眼科，改为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在初设眼科医局时，主要是治疗眼病，后来应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诊治其他病症的科目，仁济医院故而成为一间内外全科的医院。

伯驾在华行医十几年中，先后诊治过病人约53,000余众，内中上至两广总督耆英，下到浑身长满疥疮的乞丐，他都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秉承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律细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许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后来梁发常到仁济医院来，向病人传福音，也为伯驾分担劳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来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枢和伯驾，以及商界人士在广州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被推为主席，伯驾为副会长。不久郭雷枢回英国长住，伯驾就成为实际的负责人。该医药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时，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经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驾的医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还拯救了不少失丧的灵魂。由于仁济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且疗效显着，不久便声名远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来求诊，医院门庭若市。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伯驾于1837年招收了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 ，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关韬，他是那位经常为伯驾绘制病历的画师关乔昌的侄子。关韬约于1838年跟随伯驾学医，由于天性聪颖，且好学不倦，数年后即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疾手术，以及拔牙、治疗脱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学兼优，深受伯驾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驾就委任关韬代为主持诊疗工作。他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

伯驾是美国早期那些主张利用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在鸦片战争期间，伯驾特地回国活动。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伯驾向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以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直至1842年9月，他还在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正是由于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鼓动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给他们带来的“兴奋”，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要想获得与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派遣专使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有1843年夏天以顾盛为专使的来华。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当谋士，出了不少主意，成为顾盛使华的重要助手。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于1844年起参加当时还设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岛。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

伯驾与鸦片战争

伯驾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夜来到中国的。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之政策，国家经济制度是个庞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西方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茶叶、生丝需求庞大，反而使中国成为对外贸易的出超国。这使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沮丧之余，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困局，以满足其在数百年间飞跃发展起来的经济扩张需要。鸦片贸易因此成为突破中国政治经济防线的力量，于是鸦片急剧流入中国，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也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和政治危机。

1839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国鸦片商敷衍他，不甘尽数交出鸦片。于是林则徐在3月24日派兵包围了“夷馆”，当时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伯驾也在其中。经过一番对抗，三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遂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由于林则徐强硬的禁烟之举，造成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国之间关系的紧张。1840年春，英国决定对中国出兵，6月，英国军舰抵达广东沿海，鸦片战争爆发。

当英侨撤至香港和澳门之际，伯驾却独自留在广州，医院照样开诊。到1840年6月之前，来医院求医者仍近一万人次。因为他医术高明，使其在广东从民间到官方都颇有名望，与中国官员多有联系，连林则徐也先是请他开药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疗疝气。林则徐本来就有疝气病，来广州后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7月，林则徐派人与伯驾取得联系，向他讨教两件事：其一，西方有无戒除鸦片的特效药；其二，能否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复，没有戒除鸦片烟瘾的特效药，但治疗疝气病有办法，不过要病人亲自来，因为他要给病人量身定制一个疝气带。林则徐身为钦差大臣，觉得不好把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给外国人看，这是有失“官体”的事，于是就找了个身材和自己相彷的人做替身，派他去见伯驾。伯驾虽然对林则徐的做法难以理解，但还是给林则徐建了一个病历，上记着：“病案6565号，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并为其诊断了病情，托人带去了药物和疝气带。经过伯驾的治疗，林则徐的病情明显好转。

伯驾随后为林则徐提供了治疗鸦片危害的详实资料，还曾为林搜集提供海外资料，帮助翻译书报。《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片段中译，就是伯驾所作。这些资料，对于林则徐等开明官员睁眼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进行外交与战争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伯驾还曾通过林则徐派来见他的使者，赠送林则徐一份地图、一本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伯驾无疑是一位反对让鸦片荼毒生灵的人，对林则徐的禁烟立场，及中国人民所受鸦片荼毒之苦，深表理解与同情。他称自己“特别是中国的朋友”，表示对“鸦片烟魔”的憎恶；称赞林则徐“廉洁、爱国和仁慈”。但他婉劝林则徐放弃对抗英国的激烈行动，试图缓和一触即发的中英紧张关系。同时他也不讳指出林则徐由于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欠缺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表示愿意出面调解中英两国的矛盾。最后他希望通过“体面条约”的形式，规范中外关系，达到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国官方提出放弃闭关自守国策，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议。无论伯驾当时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建议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及清政府没能接受伯驾的建议，但对于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还是有影响的。伯驾这封信，与他主动与林则徐联系的行动，显示了伯驾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以图建立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改变中国基本国策的愿望。有史料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可是他没有答复。也许是林则徐考虑到中西严峻复杂的情势，不宜双方见面。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伯驾不得不关闭他的仁济医院，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三个月后，林则徐亦被革职。到1842年，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而宣告结束。

政治与外交生涯

伯驾的仁济医院在鸦片战争中被民众烧毁。战争结束后，伯驾一面复办医院，一面积极从事外交政治活动。随着他卷入政治与外交活动日深，与中华民族对立也日渐加深。1844年，中美在澳门望厦村从事《望厦条约》谈判时，伯驾应聘担任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的部分时间秘书兼中文翻译。《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谈判对手是两广总督耆英，他曾经接受过伯驾的诊治。由于伯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又通过行医与中国官员结交，这给他的谈判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对传教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次经伯驾等人的力争，在《望厦条约》中，加进了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顾问的密切交往，促成了传教条款的订立和条约的签订。

由于伯驾越来越多地涉入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造成他与美部会之间的关系紧张，1845年终于被迫辞职，美部会也终止他作为该差会宣教士的资格，理由是伯驾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医疗工作及外交事务，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伯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仁济医院从此移交给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嘉约翰（John Kerr）医生，1859年迁入新址，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伯驾担任驻华公使后，主张强势外交，建议美国占领台湾，以保持“势力均衡”，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传入西医药学

首先是西医眼科技术的传入。针对中国传统医术对治疗眼病无能为力，伯驾开设眼科医局，以治疗眼疾为主，并借此把西医眼科技术传入中国。伯驾实施的第一例眼科手术是治疗睑内翻，其方法是在眼下角通过睑板做一个垂直交叉的切口，以避免凹陷，然后用镊子(曲郭雷枢发明)夹起上眼睑上部外皮的折痕，用折叠剪刀切掉，留下靠近睫毛1/5的皮肤，这样较之留下大部分外皮，睫毛能更为方便地外翻。手术结束后，伤口的边缘用针缝合，用带粘性的绷带包扎。两天以后，将缝合线剪开，4至5天后，病人即解除了痛苦。

伯驾在眼科技术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在中国首次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在最初4个月中，伯驾就实施30例白内障手术，只有2例没有成功。此外，伯驾还治疗过其他一些眼病，像沙眼、青光眼等。尽管伯驾从来没有提及妙眼’夕这一名称，但他屡次提到的粒状眼睑”、角膜豁”,‘馒性眼炎’夕等，所述症状显然指的是沙眼。伯驾还介绍了一些治疗药物及方法，如用颠茄制剂或颠茄碱、阿托品 (atropine)·氯化亚汞·蓝色药丸(blue pill)等可以治疗青光眼，他还记录了马钱子碱在治疗眼疾上的效用。虽然伯驾治疗眼疾所采用的方法较之X-ray、激光及放射性同位素等是原始的，但与他同时代的眼科同辈相比是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眼科学的发展而言，是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其次，伯驾在外科方而创下了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几项纪录:一、割除扁桃腺。1836年，伯驾为编号2152患扁桃腺发炎的病人实施了割除扁桃腺手术，这是在中国实施的第一例割除扁桃腺手术。二、摘除结石。自1836年夏，伯驾己开始治疗患有尿结石的患者，但直到1844年才实施首例切石手术。病人是一位35岁的膀肤结石患者，他一年前曾来过医院，试用碎石术没有成功。这次重回医院后被告知，只有通过手术将结石摘除才能康复，最后病人同意了。像通常那样，手术前几星期做一些精神和身体方而的准备，给他提供福音书，宣传基督教理，使其获得信心后再实施手术。把己分成两块的结石通过侧切手术取出体外，18天后病人完全痊愈。一周后，伯驾又实施第二例切石术。此后切石手术逐渐增多，最多的1851年竟达9例。三、传入麻醉术，在外科手术首次使用乙醚麻醉(1848年)和氯仿麻醉(1849年)。1845年以前，伯驾实施外科切割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的，这样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伯驾在实施切 除手术时尝试采用麻醉术。最初用硫醚灿作麻醉剂，硫醚麻醉法的应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1847年10月，伯驾开始引进乙醚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显然比较安全有效，但伯驾似乎没有更多应用。1849年伯驾引入氯仿麻醉法。11月24日，伯驾首次对一例膀肤结石病人使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总之，由于麻醉术的应用，使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1842年后，广州眼科医局虽仍以治疗眼病为重点，但治疗疾病的种类己涉及内外科、骨科、皮肤科、牙科等方而，手术包括肿瘤、膀肤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伯驾即以割除肿瘤著名。

伯驾诊治病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过程。除此之外，伯驾还创作有中文医学书籍，借以传播西医学知识。据说伯驾曾著有《割除扁桃腺》（1836年）、《摘除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等书。伯驾开启了医药传教士著书立说的先河。伯驾之后，来华医药传教士亦多有著书传播西方医学者，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合信与嘉约翰。

建立近代医院

近代意义上的医院”应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病房、手术室、药房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开设的广州眼科医局是19世纪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到嘉约翰主持的博济医院时，它己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医院的功能，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医疗机构，成为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它不只带来了西方的医疗技术，还带来了西方医院的管理办法。在广州眼科医局，为便利前来就医的病人，伯驾让医局看门人每天将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发给前来就诊者，就诊者则按其到来的先后顺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从医院开张之日排起、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下来。这个卡片交给病人，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现今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设计创造出来的，可视为他对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此外，伯驾在给病人实施重大手术时，往往要求与病人签订医疗协议书，以避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伯驾在报告中曾详细记下这样一份协议书:我病人遭受结石痛苦，几次寻求救助无效。如今我有幸受美国伯驾医生之恩惠，将使用他的手术刀把我的结石取出。当治愈时，不仅我一人受其恩惠，而且我的整个家庭都会感激他的伟大的仁慈。山高水深，不可逾越意即若结果不幸，这和医生无关，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所定。以免空口无凭，我立字为证，作为证明交由医生。

这当是中国医学史最早的一份医疗协议书。作为手术前的必要手续，伯驾的这一首创今天己被广泛应用。

随着广州眼科医局的建立，尤其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后，以广州为中心，教会医疗事业扩展到澳门。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获得了随意到中国各地传教的自由，教会医院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内地纷纷建立。到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昆明、贵阳等均有教会医生开展医疗事业。到1905年，教会医院业己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达166所。由于教会医院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及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这使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的同时，也使中国医学日渐受到西方先进医学知识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进程。对此，近代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曾言: 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皆较中国自己公私设立者，多且备;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有如汕头英国长老会之医院，奉天苏格兰联合自由会之医院，杭州大英医院，汉口英国医院，上海伦敦会教会医院，美国圣公会之医院，济南齐鲁医院，淮阴仁济医院，北京协和院等，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渐欧化。

可以说，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开设的教会医院对开创中国现代卫生医疗的建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有人甚至这样认为:中国新医学的来源，显而易见是教会医学，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教会医学校或医院造就出来的医师，大都为教会服务，被教会用为宣传教义的工具，由此教义宣传愈广，教会医学传播亦愈普遍了。虽不可说中国新医学的发展，全然由教会医疗事业所推动，但他们在此方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是必须正视的。

培育医学后人

传教士认为，若要长久广泛地解除中国人的疾病痛苦，非造就中国医学人才不可。最初在没有医学校的情况下，往往由传教士医生以收徒的方式，训练中国生徒为医疗助手，他们逐渐掌握了西方医学知识，给传教士的医疗事业很大帮助，有的甚至独立行医，扩大了西医的影响。在这方而，伯驾也是先驱者，他是第一位培养中国医学学生的外国医生。到1838年，伯驾报告中提及己有三名非常有希望的年轻人为其助手，其中一位‘巳经能实施简单的手术’。此人应为关亚杜即（关韬）。关氏聪敏过人，西医眼科及外科技术水平提高很快，一年后即巳成功实施二十多例白内障手术，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个重达3磅的瘤子”。关亚杜的品行及医术颇得伯驾信任和赏识。1844年4月至9月，伯驾因参与顾盛使团外交事务而离开

医院期间，眼科医局交由关亚杜经营，病人并不因此而减少。四川总督不顾远隔千里，邀请关亚杜到成都给他做白内障手术。毕华德甚至认为关亚杜馆誉之隆，反在巴氏之上“巴氏”即指伯驾。1856年，清政府授予关亚杜玺品顶戴军医”，被委派到福建的清军中担任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伯驾前后共培养十多位中国医学人才，以关亚杜最有成就。摊魏林回忆他在广州医院里见到的中国助手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是翻译。我耳闻目睹，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显示的才华，大为惊叹。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离开了医院，在广东省边远地区私人独立行医。这些最早掌握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国助手和医生，便成为中国医学业界的先导人。

但是，这种培养方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教会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伯驾己有建立医学校以培训中国医学人才的想法，嘉约翰最终将它变成了现实。1866年，嘉约翰设立附属于博济医院的“博济医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由嘉约翰主持。博济医学校的学生，既有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开业的中医生。学校人数不多，1868年只有12名。1879年，博济医学校正式定名为“南华医科学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age )，学制3年，并于同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西医学校。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成立，嘉约翰把南华医科学校的部分学生转到该校深造，其中即包括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先驱者孙中山先生。

南华医科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医生。嘉约翰任校长期间，一共毕业了大约一百名西医学生，肄业离校的有50名。这一百五十多名中国西医医生，除大部分在广东各地行医外，还有的到其他省区开展医药事业，对西医及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南华医科学校创办以后，许多教会医院纷纷设立附属医学校，培养医学人才。教会大学兴起后，其中许多又设立了医学院。除医学教育外，各教会医院还出版一些医学书籍及教材，如博济医院前后就出版过42部医学书籍及教材，对传播西医学知识、培养医学人才贡献良多。正如陈邦贤所指出的: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小也。

综上所论可知，尽管伯驾等传教士在华从事医疗事业的主观目的是借助医学传教，然而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从传统医学向新医学的转变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自19世纪开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出现的变革性的重大变化，正是注入这股新鲜血液的结果。而这一切，皆与医药传教的先驱伯驾有极深的渊源。以伯驾为代表的医药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医传教带动晚清中国医学近代化的进程，而伯驾也借此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改变中国的历史潮流，并成为这股浪潮中一朵闪耀的浪花。

英文

1.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from Singapore to Japan，with a visit to Loo-choo（《从新加坡途经琉球前往日本考察日志》），该书介绍了这些岛屿及岛上居民，试图通过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当地人的帮助，在日本开创传教事业，18开本；75页，伦敦； 1838年。

2.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有关中国医院的陈述》），前言为写给爱丁堡皇家医学会副主席、医学博士约翰·艾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的一封信，32页；伦敦和格拉斯哥；1842年。

3.Fifteen Reports of Op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广州眼科医院的十五份报告》） 报告在广州和澳门不定期出版，有时间隔三个月出，有时半年，有时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独立小册子出版，同时也刊登在《中国丛报》第4~20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