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粤系领袖的孙科主张“联苏制日”，建议搁置中东路问题，尽快恢复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随着国联调停失败，孙科“联苏制日”的建议也打动了蒋介石。与苏联多次交涉后，终在1932年12月12日宣布中苏复交，但因东北问题的争执，中苏关系很快陷入僵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蒋介石只能采取“联苏和共”的计划。但苏联不愿得罪日本，只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国民政府大量的军火物资。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为了推进苏联援华的计划，蒋介石任命孙科为中国特使，苏联也刻意笼络，破例优待孙科等人。访苏任务达成后，孙科本希望由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但傅秉常考虑蒋介石已猜疑孙科挟苏联以自重，遂改荐杨杰担任驻苏大使。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派系问题连带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尤其是“联俄”之议更容易引人遐想，让孙科、傅秉常等人无不谨慎，深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蒋介石等人期望的“联苏制日”始终没有实现，苏联甚至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然承认“满洲国”。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蒋介石必须派出中苏两国都能信任的人担任驻苏大使，所以蒋介石任命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当时傅秉常困于家务牵绊，不愿接受这项任命，在蒋介石多次劝慰下，傅秉常才勉强接受任命。傅秉常赴任前，蒋介石曾授意傅秉常与苏联交涉时，可在经济问题上让步，但在新疆、外蒙及中共三大问题绝不放弃中国主权的诉求。

随着欧洲战局转危为安，同盟国准备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但英国与苏联都不愿让中国列为宣言签署国之一，只有美国坚持让中国加入签署国之列，多少透露出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因此，驻苏大使傅秉常才能代表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代表一同签署《四国宣言》。实际上，作为中国代表的傅秉常不但不能参与外长会议，也不知美苏英三国讨论之机密，可见中国能参与《四国宣言》的签署，只是基于美国的远东布局，不是中国真有大国实力，间接反映出“弱国无外交”。不过，正因为中国签署《四国宣言》之契机，让英、美两国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讨论同盟国对日作战事宜，象征中国长期抗战的艰苦局面终露曙光。

中苏关系虽看似紧密，实危机四伏，尤以新疆问题最为棘手，傅秉常在1944年日记多次提到撤换盛世才与收回新疆问题，可见其焦虑心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以中国主权为筹码，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为了避免中国抗议，苏联与美国都隐瞒了雅尔塔会议的讨论内容。

后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联合国大会得知雅尔塔协定侵害中国主权，立刻向美国抗议，但美国却反过来要求中国尽快与苏联交涉，否则将终止美援，迫使蒋介石只能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外交部长宋子文与斯大林共有6次会谈，其中第2次与第3次会议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直到7月9日第四次会议，外蒙古问题才勉强谈妥。

值得注意的是，《傅秉常日记》将1945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及8月8日至8月15日的记事，全数删去，即隐瞒了第一轮、第二轮中苏谈判的相关细节。笔者询问编者傅锜华与张力教授后，知手稿原件本就没有记事，非家族后人为亲者讳隐藏档案，而是傅秉常主动删去这些资料，其删文原因可能出于政治考量，不愿被人贴上亲苏派的标签，或不愿泄漏谈判细节，避免遭后人唾骂。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后，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独立公投，外蒙古独立已成事实。国民党内虽有少数人反对外蒙古独立，但大多数人与傅秉常一样，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障了东北主权，也缓和了国共两党的紧张气氛，有助于国内团结统一。

然而，从《傅秉常日记》1945年下半年的记事，可知因苏联进兵新疆，中苏关系再度紧张，国共谈判也进展不顺，尤其是接收东北问题，更成为中苏双方冲突的主因，让傅秉常很担心中苏同盟的前景，甚至暂时隐瞒了唐努乌梁海被并入苏联的消息，避免外蒙独立问题又起变化，造成中苏同盟的破裂。由此可见，傅秉常努力维持中苏关系的稳定，实现“联苏和共”的目标，但因苏联未能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东北接收、新疆撤兵、国共政争三项约定，中苏关系日渐恶化，傅秉常的努力最终付诸流水，傅氏只有空留余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