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出版史上还有一位我们应该提到的人物，那就是徐伯昕。徐伯昕是邹韬奋先生的亲密合作者，他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轰动国内外的刊物，创建生活书店，将其由小发展至大、由沪发展至全国及海外，影响深广。而在大后方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出版事业，既有政治上的艰难险阻，又有经济上的折赔风险，而且赖以运营的资本及其匮乏，若无徐伯昕的远见卓识和创造性的经营管理，是决难取得进展和成就的。

徐伯昕以其出色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创造性的实践工作，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应该也可以称为出版家。与韬奋先生相比，他被称为“经营型出版家”。

新闻集团的掌舵者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其运营的9种不同类型的媒介中，也涉及到了图书出版业，比如哈伯·克林斯（Harper Coffins），1995年新闻集团的营业收入中，出版业占到了12%的比例。在如此庞大的一个媒体帝国中，默多克是如何管理他的这上百家公司的呢？实际上，他和这些公司之间主要通过资本纽带加以连接，往往通过控股和参股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默多克是一个“资本运营型出版家”。

在古代，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发明纸张最早的国家，印刷术也最先在中国使用。紧跟着这些伟大的发明的出现，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发展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业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就是出版活动。 关于北宋的印刷出版业的材料，至今保存下来的不太多。前几年上海发现了一册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选》

的残卷，有杭州猫儿桥畔某书肆印行的牌记，足证在还不曾改为临安的杭州，书肆也是颇多的南宋就不然，我们有大量的实物，足以证明当时出版业的异常发达，在杭州、建阳，都有大量的书铺存在。

福建建阳，地处闽北群山之中，造纸业很发达，又因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战火，所以这里的书铺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特别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们出版的方向与特点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他们是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出版的书，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书，医、卜、星、相这一类的书，以及附插图的小说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专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书，也多注重实用，如文人要作诗，就编刻一些《万宝诗山》之类的类书，以备检阅；仕子要去考状元，就为他们准备了有如不久以前还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类的书。就连正经正史，也一定要选刻内容丰富切于实用的，这种面向群众，不空谈版本的传说，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上面所说的地域环境的特点，使建阳的出版业一直发展到明朝，日益兴盛。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

建阳的书肆，最著名的是余家。如余氏勤有堂在元皇庆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诗”；岳飞的孙子岳珂，谈到出版物时，就大大称赞过建安余仁仲的出品。这是宋元两代余家的故实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余氏刻了大量的小说，最著名。这些小说，因为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货色，随看随丢，在国内几乎都成了罕见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20年前孙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记录。他特别对建阳余氏作了一番考察。至今根据他的论述，介绍一些大致的情况。

明朝建阳姓余的所开的书铺，有三台馆和双峰堂。其实这两家是联号。老板兼编辑其实就是一个人。此人姓余名象斗，字仰止，又题余世腾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个人有几个笔名)他一个人编刻了很多的书。只小说一类就有《唐国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两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英烈传》《列国志传》《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演义》《三国志传》《万锦情林》……

能够大量地刻书，这自然是好事，但这里面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如余象斗为了招徕读者，就往往运用一些广告手段，借当时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选订；把别人的出版物拿来改头换面，加以刊行；自己动笔删削增添，出奇斗胜。像水浒传，他就出版了一种《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以增加了征田虎天庆的故事为号召；同时又为了降低成本，削减篇幅，就把全本大加删除，结果弄得事繁文简，大大损害了水浒传的艺术性。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营方法所造成的恶果。即使是在四百年前的萌芽时期，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十八卷》，万历福建建安余氏三台馆刻本。这是一部为作诗者翻阅用的词书，按照韵脚排列，把一些辞语排在一起，诗人只要一翻，添上去就能做成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之类。不用说一定是当日的一部畅销书。不过真正的诗人也一定不是靠这种书起家的，因此它也就不为人重，到今天保存着的也难得有第二本了。在另外的意义上讲，这书就因此也有其一定的价值。

原书大题下列了三条，说明刊刻情况，试抄摘如下：

三台馆山人　仰止　余象斗编辑

吏部左侍郎　九我　李廷机校正

书林双峰堂　文台　余氏　刊行

这三行题衔就可以进一步证明三台馆和双峰堂的关系，余象斗和余文台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可能即是一人，一面是以编辑身份出现，另一面则以发行人身份出现的。

在目录之后，第一叶之前，有半叶插图，题“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明代闽派刻书的风气，照例要在每卷之前或全书之前加一张插图，内容多半与本文无大关系。(如《大备对宗》即在每卷之前插图一张，与书本身无关。纯粹是装饰性的)但像这样将编辑人的生活图影附在前面的，却是第一次看到，而且这正是有名的出版家余象斗的图像，就更可珍重了。

这插图完全可以代表闽派版画的风格。作风不及徽派的工细，依旧保留了元代上图下文的闽刻小说插图的朴实作风。值得注意的是线条一般都用阳文来表现，但也在中间使用阴文，如书案上的书册笔砚，就都是阴文的。水池的砖栏也是如此。这样的运用，也很少见于其他地区的插绘里。

更有趣的是图里表现的生活气氛。这里是一座书堂，悬匾题“三台馆”。旁边挂着一付对联，“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这付对联无疑带着吉祥的涵意。是一般仕子所喜闻乐见的，于编辑先生本身其实倒并无多大关涉。

园外大门额题“养化门”。一个小童拿着扫帚在打扫庭院。院子里有假山花木，当中是个水池，四周有栏。水池中种着莲花，还有一对鸳鸯，另一小童在煮水烹茶。一个侍女立在旁边捧茶；另两个在阶下，其中一个在焚香。

这位编辑先生兼出版家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他悠然自得地在进行着编辑工作。不管这插图有着怎样的装饰意味，总多少还表现了明代的生活。

余象斗虽然看来是这样一位颇为风雅文静的人物，但他的火气却也不小。另外一部余文台刻本的《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有一篇他作的序，文章不通，但却充分表露了明代书坊的竞争情况，可以看出当日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的：

八仙传引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辑，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的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馀，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并不是从清末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的“大明律”，是不曾订定有关出版权益的规章，所以出版家无法得到官吏的保护，只能恶毒地谩骂一通。余象斗又提出了“成本”的观点，还说明是怎样的人物在“射利”，在“翻板”。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明代书坊的面貌。

现代中，出版，指通过可大量进行内容复制的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是有文字以后发展起来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写、刻绘书籍，是一定意义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至唐代中叶盛行。现代出版主要指对以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承载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包括印刷、复制等)、发行（或网络传播）三个方面。(来源：康永盛世) 出版一词，英语为publication，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tus。据考证，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于近代。

出版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先有印刷术后有出版。所谓版，在中国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图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称谓。用雕版印刷的书籍，称雕版书。中国早在五代时就有刻印板、镂板，宋代有开板、刻板、雕版（板与版在古代意通）等词，但未曾出现出版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出版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日本在18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出版一词。今用出版一词，通常是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软件等的编辑（制作）、印刷（复录）和传播的统称。

虽然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于近代，但书籍出版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原始书籍的产生，即帛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明鬼》有“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中国古代书籍的流传，最初是由人们辗转抄录。以后有人抄书出卖，书籍开始成为商品。据记载，西汉时就出现了书肆。公元2世纪初，中国发明了纸张，使文字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书籍出版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公元7世纪，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有了印本书，开创了书籍出版的新时代，正式的出版业开始出现了。11世纪，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书籍出版业又出现了一次突破性飞跃。15世纪50年代，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了以机械的方法用铅活字印刷图书，使出版业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19世纪初，这种先进的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出版业也随之逐步形成。

出版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出版物凝结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出版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出版业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著作权法术语，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

那么，这些从事出版互动的人，我们便称之为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