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书为三卷，就是指帝年而言，说明这一部分已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第四卷到十二卷是代录，就是以王朝为线索，把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译著，作了统一的阐述。通过它，可以看出佛典的译传在各个朝代的情况。所载从后汉到隋共十六代，每代前有叙录一篇，说明当时的政治情况及与佛教的关系。里面则以译述的人为主，考订他们译经的卷数、部类、经名异称、第几次翻译、译经年代和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曾经著录的经录、以及译人的传记等。

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在目录之外别有传记部分，本书则把目录和传记合并叙列，对于了解一个翻译家的具体情况实有很大的便利。这当然是由于代录是以译人为主的体裁，可以赋予这种形式，以便于知人论世；但作者是在过去经录已有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提高，并吸取儒家目录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优点，而加以组织和发展的。(疑、伪、抄经　都包括在翻译项内，但据本书卷十五《总序》所载：译述者共为一百九十七人，译述典籍合为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

第十三、十四两卷是入藏目录，第十三卷是大乘录，第十四卷是小乘录，都分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人名和失译人名二项，疑惑、伪妄、别生诸经，都没有列在内，以卷数的多寡作为先后的次第。

第十五卷是总目，载有进本书的表文和本书总序及全书目录，末尾附有宋、梁、魏、北齐、隋六家经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经录，保存了古代佛教目录的丰富资料。

作者对于佛教史籍有相当研究，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曾经参考群书，综合各家目录，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魏竺律炎的名字各家记载不一，“或云将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卷五)；乞伏秦圣坚，“或云坚公，或云法坚”(卷九)，作者因“未详孰是，故备举之”。又菩提流支和瞿昙般若流支，时代有前后，“众经目相传抄写，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云流支译”，有些书不能确知是那一个流支所译，作者因说：“今群录交涉相参，谬滥相入，难以详定，后贤博采，幸愿讨之。”(卷九)又《高僧传》云“(觉)贤(佛陀跋陀罗)出《泥洹》及《修行》等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依《宝唱录》，足《无量寿》及《戒本》。部数虽满，尚少二卷”(本书著录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但是未详何经，故盼“来哲博闻，式希续继，冀补遗漏”(卷七)。

至于过去目录中的错误，作者也多所订正。如《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竺道祖、僧祐、王宗、宝唱、李廓、法上、灵裕等录都作朱士行译，经作者校勘，认为“《支敏度录》及《高僧传》、《出经后记》、诸杂别目等，乃是无罗叉、竺叔兰等三人详译，朱士行身留停于阗，仍于彼化，唯遣弟子奉赍经来到乎晋地，斯岂得称士行出也”(卷六)。又僧祐把月支沙门昙摩罗察和法护分为二人(见《出三藏记集》卷二)。作者认为：“其(月)支菩萨(昙摩罗察)即竺法护，无别二人，《出三藏记》便成二举，小非详审。”(卷六)这说明作者编写时的求是态度，可惜这种精神没有贯彻在全部书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混滥的缺点。

该书著录的翻译家和经典，较之过去各家目录，显著地增加很多。比《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所载自后汉至梁的翻译人数增多一倍半以上。再以著录的译经来看，如后汉安世高，《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本书则作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吴支谦，在《祐录》作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本书则作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晋竺法护，在《祐录》作译经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本书则作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姚秦鸠摩罗什，在《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本书则作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似这种情形很多。其中虽然有些错误，已为唐释智升所指出(见《开元释教录》卷一至卷四各本条)，但不少是经过作者搜寻研究而后才收入的。在安世高译经下面，作者说：“房广询求，究检群录，记述世高，互有出没。……今总群篇，备搜杂记，有题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随逐因缘从大部出，录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见故存。此宁不缵？敢依诸集，辑而编之，冀广法流，知本源注。”(卷四)在支谦的译经下面，作者也说：“僧祐《三藏记集》录载唯三十六部，慧皎《高僧传》述止四十九经。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已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今录。……录目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方聚渧，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卷五)另外《祐录》中失译的经典在本书中也勘查出一些翻译人名。他的筚路蓝缕之功，还不难看出，至于本书卷十二《大隋录》一卷，所记都是当代的事，象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等人的译经，详载翻译的起讫年月、译经场所及度语、笔受、制序人等，都极新颖翔实可贵。

《历代三宝纪》除著录译经外，还记载当时的佛教著述，这里面包含有注疏、论著、传记、目录、类书等，很多是现已不传的书，如北周昙显的《菩萨藏众经要》、《一百二十法门》，慧善的《散华论》，隋灵裕的《塔寺记》、《僧尼制》，僧粲的《十种大乘论》，彦琮的《通极论》、《辩教论》、《通学论》，慧影的《伤学论》、《存废论》、《厌修论》，刘凭的《内外傍通比较数法》，开皇十五年撰的《众经法式》等，并一一加以扼要的记载，使后人能知道这些著作的大概。从所记的著述中，还可以看出各个时期佛教发展的趋向。

《历代三宝纪》取材广泛，错误之处也在所多有，作者自己就说：“自从后汉迄我大隋，其间译经凡十六代，所出之典诸大小乘，或处经同缘人致别，或时世异而人出同，或止一翻，或复重译。无问人撰传录集记，但是一言赞述三宝，语诚鄙野，意在光扬，疑妄伪真，注解论记，依括群目，稷稗皆存，合彼金沙，为其录体。可谓兰艾共箧，龙蛇未分者焉。”(卷十三《大乘录入藏目叙录》)唐释道宣也评本书：“房录后出，该瞻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大唐内典录》卷十)由于本书是综合前代的经录而成，虽然所费的功力很多，但是因为时地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看到所著录的书，致有以讹传讹的地方。如《二百六十戒合异》，本书据别录作竺法兰译(见卷四)，智升则根据《合异》序文，勘正应作东晋竺昙无兰撰(《开元释教录》卷十五)。

支娄迦谶译经中，本书列有《古品遗日说般若经》一卷，《宝积经》一卷，乃是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而来，智升则考证二经“既是同本，不合再出”(《开元释教录》卷一)。类似这种情况的很多。也有由本书作者的疏忽而造成的错误，如西晋法立和法炬共译的只有《法句本末经》和《福田经》，这在《出三藏记集》卷二中记载得很明白，但是本书除此二经外，把法炬译的《楼炭经》、《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并误作两人共译(见卷六)。后汉严佛调是沙门，本书误作清信士(见卷四)；西晋竺叔兰是居士，本书则误作沙门(见卷六)。此外在各代译经中，把译人的名字张冠李戴，或是有译人名的误作失译人名，失译人名的误作有译人名，或是失译经误加年代，或是一经重见复出，或是异经误作同本，这些错误《开元释教录》中都已分别指出。

在帝年中，纪年也有错误的地方。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的干支应推迟一年，南齐永明元年、永泰元年、永元元年的干支应提前一年。其他如梁的承圣，苻秦的皇始、寿光、永兴、甘露、建元、大安、太初、延初，姚秦的皇初、弘始，乞伏秦的建义、更始、太初、永康、永宏，后魏的正平、后元，北凉的永安、玄始、承玄、义和、永和，陈的永定、至德，纪年或提前或推后，有的以少作多，有的以多作少，都有不同的错误。

本书的入藏录部分，有许多经典作者没有亲见，以致糠稗同收，而且分类简单，与代录也不尽一致，因此这一部分最为后人所诟病。道宣批判说：“入藏瓦玉相谬，得在繁富，失在核通。”(见《大唐内典录》卷五)智升也说：“长房入藏录中事实杂谬，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窃为不可。”并举出其中重复及前后不一致的十处错误(见《开元释教录》卷十)，实际错误还不止此，小乘阿毗昙失译录中有《六足阿毗昙》一卷，就明显是有部《六足论》之误，这一部分，是据法经《众经目录》增减而成，与代录很多矛盾，甚至将疑伪一并收入，潦草成篇，比前两部分远为逊色。

《历代三宝纪》流传既久，其中有后人羼杂的成分。卷三帝年本应到本书进至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丁已为止，但是后面却增加了六十六个年代，迄于癸亥(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在开皇十八年以后，到隋炀帝大业年间，还有纪事。唐自武德元年戊寅以下，则只有干支。这可能是武德元年间的人所补入，所以没有标明武德元年以下的年号，只是把干支预填到这一甲子完了为止。此外卷九北凉失译经后所载的《入大乘论》二卷，乃后人据《大唐内典录》(卷三)所附入，而佚去译人道泰的名字。又高齐那连提耶舍的译经中有《大世三十论》一卷，下注“见《唐内典录》”，同卷陈真谛的译经中有《大空论》三卷，下注“《唐内典录》云《十八空》”，后人据《大唐内典录》增补的痕迹是很显明的。

前代经录大抵专纪经典，本书是三宝通纪，体裁也多新创，而功力最深的则是代录部分。本书对于隋以前的译经和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保存了一部分过去已佚经录的面貌，但是取材还不够谨严，所收多有混杂，尚有待于加以拣别。

《历代三宝纪》成后即上于隋廷，文帝曾下令流通，自唐开元以后遂收入大藏经中。在它以后的《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有的模仿它的体例，有的承袭了它的一部分内容，有的在它已有的基础上加以勘正提高，足见它在佛教目录学上有过很大的影响。

(苏晋仁)

长房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本出家为僧，博学而精于玄理。北周建德三年(574)废佛法时，他乃还俗。隋开皇初佛教复兴，他被召任翻经学士，在大兴善寺国立译场，参加译事。自开皇四年到十七年(584～597)，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日藏经》、《力庄严三昧经》，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善思童子经》、《移识经》、《观察诸法行经》、《商主天子问经》、《金光明经·嘱累品》及《银主陀罗尼品》等凡八十余卷，都由他笔受(见本书卷十二及彦琮《合部金光明经序》)。同时，他又致力于佛经目录的纂辑，到开皇十七年，撰成本书十五卷，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献于隋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