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中国人也不例外。过节、做生日、结婚是吉事，灾荒、兵败、死亡是凶事。中国的礼法，很重视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这一点可以证明，服饰文化不仅与物质生活，也与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过传统节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讲究穿着得尽量好些。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南朝风俗，说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宋朝 京过年节时，热闹地段都“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头、花朵、领抹、靴鞋”，供市民购置过节，“小民虽贫者，亦新洁衣服”。庞元英《文昌杂录》说，从（农历）元旦到立春日，妇女都戴五彩绸制成的华胜，公卿之家“莫不镂金刻缯，加饰珠翠或以金银，穷极工巧”。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在长安安福门外举行灯会，“宫女千数，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皆至三百贯”，还选择漂亮的民间少女少妇，“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在高二十丈的灯轮下“蹈歌三日夜”（张 《朝野佥载》）。就连“深坊小巷”，在元宵前后也“巧制新妆，竞夸华丽”（《东京梦华录》）。三月上已在水边祓禊，也是古代传统风俗。西晋的王公大人都争着到洛水边去，“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太平御览》卷三十引《夏仲御别传》）。当时张协写了一篇《洛禊赋》，特别提到“顾新服之既成，将祓除于水滨”。宋朝冬至也是一个大节，“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东京梦华录》）。贫富虽然悬殊，都力求在服饰上显示出一点吉庆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