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的泛伊斯兰主义系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伊斯兰国家各族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一种传统思想武器。

19世纪下半叶，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大部分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昔日强极一时封建神权大帝国——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亦日趋没落。面临着民族危机的各国穆斯林为自己的独立和生存寻求出路，泛伊斯兰主义正是为摆脱民族危亡所作的政治选择之一。

其创始人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他曾目睹过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暴行，亲身感受到各国穆斯林人民在西方列强奴役下贫困、愚昧、落后的处境，从而萌生出统一伊斯兰世界、共同反抗基督教欧洲进攻的思想，并为此奋斗了终生。

1857年，阿富汗尼开始在麦加朝觐者中间宣传“伊斯兰世界大联盟”思想，并在麦加成立了名为“温姆·古拉”（Ummal-Qura）的泛伊斯兰会社，还创办了同名刊物。他认为，政治分裂是伊斯兰教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出路在于实行宗教改革，包括重新解释以经、训为基础的基本教义，重建各项宗教制度，复兴伊斯兰教法，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为此，首先需要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在一个统一的哈里发的领导下进行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曾寄希望于麦加的圣族后裔谢里夫·侯赛因，并拟以伊拉克的库法为哈里发国家的首府。后因奥斯曼苏丹的干预，计划未能实现，在麦加的泛伊斯兰组织亦被取缔。

此后，阿富汗尼周游阿富汗、印度、伊朗、中亚、俄国、土耳其、埃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到处宣传其主张。

1871年，阿富汗尼定居埃及，任教于爱资哈尔大学，其思想曾对其弟子穆罕默德·阿布笃等一批进步青年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1884年阿富汗尼同流亡巴黎的阿布笃共同创建了“坚柄协会”并创办了同名阿拉伯文周刊，继续从事泛伊斯兰宣传鼓动，对唤起伊斯兰各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但同时又主张保存封建制度，其活动仅限于上层人物中，同下层人民缺乏联系，故以失败告终。

泛伊斯兰主义的另一鼓吹者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企图以此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自赛利姆一世（1512～1520在位）起，哈里发制已不复存在，统治者多称为苏丹。19世纪60～7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才开始自诩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以增强其地位，防止内部解体，并以虚假的统一同欧洲列强抗衡，并将哈里发制载入1876年《奥斯曼宪法》。但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不仅什叶派穆斯林历来不承认其地位，摩洛哥、桑给巴尔、阿曼、菲律宾苏禄群岛等地各自为政的苏丹及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也都不予承认，而麦加的圣族后裔谢里夫·侯赛因、苏丹的马赫迪、埃及的海迪夫也都企图争夺哈里发地位。

为此，哈米德二世向世界各地派遣了大批代理人，联络各地的教派首领、毛拉、圣族后裔、苏菲派导师、圣地领袖、各地苏丹等，并以重金收买印度、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培训，作为“圣战”的基干力量。他还派特使同什叶派的伊朗国王秘密磋商，以加强逊尼、什叶两派的团结。条件是奥斯曼苏丹承认伊朗国王为全世界什叶派信众的首脑，伊朗什叶派承认奥斯曼苏丹为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但泛伊斯兰主义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危亡，哈里发制亦随着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被废除。

泛伊斯兰主义与哈里发运动虽遭到失败，但这一传统的宗教社会思潮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继阿富汗尼之后，巴基斯坦著名的宗教理论家伊克巴尔曾提出过一种新的泛伊斯兰主义观点，认为泛伊斯兰主义与哈里发制是两回事，后者已经过时，而前者仍然有效，在当代条件下，泛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形式只能是松散的、自由协会式的国家联盟，即在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联合体。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3个泛伊斯兰国际组织：伊斯兰大会（1955）、伊斯兰世界联盟（1962）、伊斯兰会议组织（1971）。这些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泛伊斯兰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

二战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在继续，在政治主张、活动方式和组织建设上已很不同于古典的泛伊斯兰主义，因此学术界将其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新泛伊斯兰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后至50年代末，世界性组织初建阶段，形成以卡拉奇、开罗为总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教大会”，典型口号是：世界穆斯林是“一个穆斯林民族”。

第二阶段，60年代，以麦加为总部的“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强调它的宗教特性并反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声音。

第三阶段，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总部设在沙特吉达的政府性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建立及活动频繁，从“收复圣城”到关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问题，同时民间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继续为联系世界各地各界穆斯林发挥作用。

告别“哈里发运动”，如前所述，建大哈里发国是古典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抛弃哈里发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后，泛伊斯兰主义告别了“哈里发运动”。二战前，独立或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只有土耳其、沙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埃及六个国家，而二战后亚洲、非洲一大批伊斯兰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1970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时已有36个成员国，到1990年发展到46个成员国，这是个庞大的家庭。新泛伊斯兰主义明确的政治使命和基本纲领则是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和协作。

在“泛”原则下，各行其是。严格地说，新泛伊斯兰主义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思潮，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运动。坚守信仰，净化伊斯兰社会，维护和实现伊斯兰的团结和统一，这些大原则，一般可达成共识，但出自自己的政治地位、宗教立场，在具体的政治、宗教目标上又各行其是。

埃及总统纳赛尔想的是“三个圈子”，即以埃及为中心的不同范围的同心圆：“阿拉伯圈子”（泛阿拉伯主义）、“非洲圈子”（泛非主义）和“同教圈子”（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元首，他考虑的重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泛伊斯兰主义。沙特国王费萨尔（1964～1975年在位）站在伊斯兰国国王的立场上，特别强调宗教特性，注重穆斯林兄弟情谊，抵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宗教和知识界人土并不对某国的政治经济负责，津津乐道的是“伊斯兰一体化”，而根本无须考虑各国民族利益。

战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虽有“世界穆斯林大会”的活动，但缺乏资金，也没有常设机构、活动中心。新泛伊斯兰主义形成三大世界性组织、大小不一的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和中心，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得到伊斯兰国家政府经济上的全力支持。特别是70年代以来，获得盛产石油的利比亚、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的支持，资金充沛。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导，也有穆斯林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上下其手的结果，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显得颇有生气。

如果说，古典泛伊斯兰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些民间的德高望众的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活动上，那么，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世界性的伊斯兰组织的行为上。前者寄托于没落的封建主的支持，后者事实上受到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政府明里或暗地里的操纵和控制。

世界穆斯林大会。如前所述，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结束了持续一千多年的哈里发制，整个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中心。

1926年，在麦加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和埃及国王都借此谋取哈里发衣钵，但谁也没能如愿以偿。

1931年，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二届会议，会议开得既无生气，也无成果。以后十几年几乎就没有什么活动，直到1949年，才在卡拉奇召开第三届会议，新独立的巴基斯坦给予了极大的热情。

1951年，再度在卡拉奇召开第四届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组织，建立最高理事会及其隶属的清真寺最高委员会、总秘书处等常设机构，总部设在卡拉奇。

1962年，第五届巴格达会议上通过章程，成员代表来自伊斯兰国家和美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67个国家，经费由各国分摊。这是个非政府的宗教—政治性组织，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扬泛伊斯兰主义，抵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的影响。

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观对于中东各国穆斯林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

有悖民族国家建设

当代的世界格局和秩序基本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建构的。泛伊斯兰主义宣扬的大伊斯兰民族国家理论、真主主权理论等，都是与现行的国际交往规则相矛盾的。

背离民主自由社会

泛伊斯兰主义的真主主权理论，实质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实行哈里发制度的封建专制帝国。

威胁他国领土主权

在一些多民族国家，穆斯林难免会与当地的其他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利益纠纷，这给了泛伊斯兰主义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口实。

走向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即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敌方非战斗目标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攻击对方的非战斗目标是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价值所摒弃的，但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中，民族的对抗就是两大民族所有成员的对抗，所以攻击对方任何目标都是可行的，有效的。狭隘民族主义使恐怖主义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宗教极端思想则给了恐怖分子精神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