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多明的科学活动，主要表现于对中国医学的研究。他认为，在《内经》时代，中国人已认识了血液循环的原理，他的看法引起了一些法国人的兴趣。巴多明认为，中医理论不够完善，但在实践中却较为有效。他对中国的本草学也进行了研究，并研读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723年，巴多明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报告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药的药性。其中冬虫夏草是法国科学家最感兴趣的，1726年，有人专门对这种中国特产的药物进行了研究。巴多明对冬虫夏草的记载与法国人的研究，都早于中国医书，故弥足珍贵。后来在J.B.杜赫德（duHalde）的《中华大帝国志》（1735）中也收录了上述中药，显然是根据巴多明的通信编写的。巴多明还就法国医界感兴趣的中国性病的起源、命名、特征及治疗方法作了研究，被收入J.阿斯特吕克（Astruc）的一本关于性病的书中。阿斯特吕克的结论中包括了巴多明提供的信息：中国在15世纪已认识梅毒；性病的症状及控制方法；性病的预防方法，包括含汞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