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上海开埠的约定有两个，首先是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其中规定：

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其次是1843年10月8日续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这个条约对《南京条约》的通商规定进行了具体解释：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

《虎门条约》的签订，使巴富尔的赴沪履职变得紧迫起来，他旋即从广州启程，搭载“威克森”号舰船一路北上，经由舟山，转乘“麦都萨”号，于1843年11月8日晚间，靠泊在了上海十六铺大关码头。

并没有欢迎的人群和仪仗，也没有足够档次的星级宾馆恭候伺奉，巴富尔领事的赴任之行显得异常冷寂。漆黑的夜幕笼盖四野，目力所及，惟黄浦江上可见点点渔火随波逐流，余皆墨色如堵。上海对大英帝国第一任领事官的态度实在是不够恭敬啊。由于无处可去，当晚，巴富尔仍然只能栖息于“麦都萨”号。

第二天，巴富尔率领他的一干随员拜访了上海道宫慕久。随其一同前往的，有翻译麦华陀（1823年—1885年），此人是著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子，日后成为第九任英国驻沪领事；有兼任领事助手的外科医生海尔；还有职员斯特拉钦。

出于礼仪，宫慕久除了在官衙内煞有介事地接待来客以外，还于当晚在海关设下宴席，为巴富尔一行接风。中国人的习惯，真情也好，虚意也罢，一概以酒水浸泡。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宫慕久还登上了停靠在十六铺大关码头上的“麦都萨”号，对巴富尔进行了礼节性回访。

宫慕久因此给英国人留下了“温文尔雅，思想开明”的好印象。

虚与委蛇的一应程序完毕，双方开始进实质性的谈判过程。 　所谓“开埠”，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领事馆。巴富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他的领事馆将设立在上海的什么地方。

按照当时上海不成文的官方规矩，一切外省来沪人员都须在县城外安置，巴富尔之流来自外夷，更属外人无疑，按惯例只能在城外安置。但这样的理由对巴富尔却无以成立。此非华人，华人的规矩他不可能理解，因此也不可能具有约定俗成的约束力。宫慕久只能借口城内拥挤，实在找不出空房，所以只好请领事先生屈尊到城外找房安顿云云。

当然这也只是宫慕久说得出口的理由，他说不出口的另一层理由是：华洋杂居一向为朝廷所忌讳，一旦英国领事馆开设于城内，势必造成杂居事实，不仅骚扰吾民，于纯粹流俗不利，而且还会给他对英国人的监视带来极大不便。

巴富尔初来乍到，对中国人的心思隔膜得很，自然识不破宫慕久内心的小九九。但他随员中的翻译麦华陀，却是一个久经历练的中国通，一眼便看穿了宫慕久的佛口蛇心，尤其对宫慕久蓄意把他们挤往郊外以便监视的做法心存憎恶，于是挑唆着巴富尔坚决不可让步。巴富尔受其挑唆，气得火冒三丈，态度强横地表示，他决不会听从中方的安排，退出县城半步；如果城内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他宁愿在城里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或者找个亲善英方的官员人家借住。反正一句话，他既然来了，就必须在城内落脚。

首轮谈判不欢而散。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松江府志》上海县城图离开道台衙门之后，巴富尔一行果然上街溜达开了，全然不顾他这深目隆鼻的妖人之相正吸引来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天性好奇的上海人，从来就不肯放过白捡的西洋景。

1843年时的上海，由于借助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水运交通优势，即使不靠外资带动，也正在自发而缓慢地发展成一个繁庶的港口城市，按清嘉庆《上海县志》的说法，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强行介，它还将按照自身的文明逻辑，继续一条自足而封闭的发展之路。然而此刻，它原有的“慢热”进程即将被外力切断，两个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将在这片土地上强行结合，开埠通商的“速热”契机，正随着巴富尔的脚步声橐橐逼近。

上海当时的城区，还仅局限于今天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包括城墙以内的旧城区和东门外沿黄浦江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北门以外的外滩地块当时还是一片荒芜，实际的城区面积尚不足2平方公里。然而就在这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却居住着超过20万的人口，其拥挤嘈杂之状，应当不难想象。所以，宫慕久所言也不见得就是吹牛，城内确实很难找出像样的空房可供洋人租赁。

巴富尔一行面对眼前的事实，不免越溜达越感到沮丧。然而，谁也不曾料到的奇迹偏偏在这时节发生了。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仿佛很不经意地突然出现，此人对巴富尔自我介绍说姓姚，广东人，在上海经商。他建议巴富尔可以租住他的姚氏住宅，他有足够的房产可供巴富尔挑选，只要价钱合适。

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挑剔这位姚氏商人主动现身的动机何在，也许只是为钱。商机无处不在，商人无孔不，乃天性所驱，无可厚非，反正，他的出现给沮丧中的巴富尔提供了充分的信心。看来，这上海城并非铁板一块，愿意和他巴富尔交好的还是大有人在；只要有一个落脚之地，悬置之中的大英帝国驻沪领事馆便可顺利开张了。巴富尔答应先安顿下来再说，他在当天给璞鼎查的信中写道：“我已在上海城内租到一所房屋，地段适中，每年租金400元，如果做好设立领事馆的准备，我打算明天就搬进去。”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所有在沪的英国人（当年12月登记的在沪英商及传教士为25人，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17页）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地点位于东门和西门之间的城墙附近。巴富尔同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届时，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

这就是巴富尔在上海办成的第一件大事。此时，距离他正式登陆沪地只有一个礼拜。

凡事只要开出头来，后面的进展往往就顺利多了。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844年的2月，巴富尔在大东门西姚家弄又觅得了一处更为理想的院落，名敦春堂，有二层楼房4幢，皆坐北朝南，楼上楼下计有房间52间，院内还有厕所和水井。巴富尔对此颇感满意。不过价格自是不菲，那位姓顾的业主索要的年租金为白银640两，同时还须支付押金640两。麦华佗事后回忆：“这所房子位于上海县城一条大街上，房间甚多，设备华丽，又很适合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立即和他定了下来。”

巴富尔在上海办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本章开头介绍的签署《上海土地章程》。

签署这个章程属于上海开埠的规定动作之一，目的是为了让登陆上海这个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和其他外国人有地方可住。

相信21世纪长大的中国人一定会很不理解，人家要到你这个地方来做生意是好事呀，互通有无，彼此双赢，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你要死关着国门不让进呢？

用160多年后的脑袋瓜子的确理解不了，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政府会选择闭关锁国作为基本国策。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特藏库中，至今保存着18世纪末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给清廷的一封信。第一历史档案馆为这封信取的题目叫《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信由英王派遣的特使、英国驻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启程带往中国。信中提出的要求有：一、允许英国商船在中国的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贸易栈房（洋行）买卖货物；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

二、在舟山群岛和广州附近各指定一块地方（或小岛），作为英商居留地，供自由往来居住和靠泊商船、存放货物。

三、对英商从澳门发往香港的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

四、向北京派出常驻使节。

马戛尔尼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普茨茅斯启程，直到1793年7月25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才到达天津大沽。表面看来，马戛尔尼此行是来向83岁高龄的中国大皇帝拜寿的，其随身所带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毡毯、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贺寿礼品，价值高达1.3万多英镑，的确像是一份厚重的生日贺礼，但实质上，英王交给他的秘密使命是：

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致获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

至于这种利益与权利的具体所指，英王的解释是：使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为我们本土制造业和印度的市场”。

这是一个未必高尚但也算不上多么卑鄙的目的，有什么好保密的？然而两百年前的政治思维和利益格局不是我们今人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更难理解的，是已进耄耋之年的乾隆的清醒的回应。

马戛尔尼使华之际，正逢“康乾盛世”，所谓“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乾隆皇膨胀无比，自认为“天朝所管地方最为广远”、“天朝统驭万国”，大清的一切无不优于欧洲“蛮夷”。当他得知英国人除了来贺寿，还有别的企图时，原本乐乐呵呵的一张脸顿时耷拉了下来，对英王的请求断然拒绝：“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界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同时在敕谕，也就是专门发出的文件中，逐条批驳了英方的要求，最后“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远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把人家马戛尔尼很不客气地赶了回去。这是中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其结局等于为后世确立了一个范例，规定了一种模式，皇子皇孙们焉得突破？

1816年，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华的24年后，先前的皇子颙琰，已经变成了皇帝老子，改年号嘉庆，英伦又派出了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帝还不如他乾隆老子大度，非逼着人家行三跪九叩礼不可，吓得阿美士德“忽患重病，不能行动”，什么也没谈成就被嘉庆“降旨将该贡使等即日遣回”了。

嘉庆还有一通“敕谕”，让阿美士德带给英王，口气不啻于老子训儿子：“俟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

听听这话：只要你小子全心全意地孝顺我，就不必每年派使臣长途跋涉来朝拜啦——普天之下，还有比咱皇帝老儿自我感觉更良好、更自恋的吗？

到后来要不是“小子”翻脸打了“老子”，强行拿走了他们和平协商没能得到的东西，“老子”良好的自我感觉恐怕不会消停。

“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始于中原文明的始祖孔老夫子。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原地区周边的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的君主哪怕都死光了呢（原话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者，不开化，缺教养，短识少礼，失规逾矩之谓也。孔夫子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一脑门子大汉族主义，根本看不起一切非中原（诸夏）地区，满族其实也在他贬称的“夷狄”之列。事实上，辛亥时期，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就曾从“夷夏大防”的观念出发，引申出“满汉不容”的褊狭口号。连孙中山都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引了章程，以鼓吹革命，倡言共和。却不料距孔子两千年后，先辛亥一百年前，被汉化了的乾隆、嘉庆，竟然也皈依了儒教，接过至圣先祖的衣钵，对西洋来的“夷狄”嗤之以鼻了。

中国禁闭森严的铁幕从此轰然落下。

这也等于告诉了那些正在强盛起来的资本主义，试图在两个处于不同社会阶段且互不理喻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的）资本主义式的交换，就相当于在两个落差悬殊的桥墩上架桥，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被飨以闭门羹的英国人于是总结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见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所引英国《每日电讯》报）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以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替代手工业工场/作坊的工业革命或曰产业革命，并首先在纺织业获得了突破；8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使它的化学、采掘、冶金、机械制造各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进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时期。而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为了寻求更为广大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对外输出和扩张便成为了日不落帝国的既定国策，落后的东方于是为其所觊觎。

还有一种历史的解释是，19世纪初叶，英国人之所以急欲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是为了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抵消对华的贸易逆差。

当时，英国向中国的出口，以毛织品为大宗，所值不过150万镑左右，而同期中国向英国出口的丝绸和茶叶，却达到了500万镑，两者之间有多达350万镑的逆差无从抵消。

鸦片烟土是英属印度的产品，每年的对华输出达900万镑的规模，不仅足以抵消英国对华出口的不足，还可以大大地捞上一票。而中国政府大张旗鼓地禁烟，无异于绝其财路。解决的办法，光靠打口水仗肯定不管用，只能以刀兵相向。所以，发生在1840年中英之间的那场战争被命名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结束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以后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寡头帕麦斯顿（一译巴麦尊）勋爵，在1843年曾指示英方的谈判代表：“尽力与清国政府斡旋，使鸦片作为一种合法外贸商品获准进中国。”并建议珀廷格爵士：“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给清国全权代表造成这种强烈的印象，即鸦片贸易合法化是为了清国政府的利益着想。”

英国的使臣们，忠实地执行着帕麦斯顿的指示。

1844年2月，一艘运输鸦片的英国商船在上海吴淞口被扣，水上警备部队把情况报到宫慕久那里，弄得道台大人左右为难，处理不是不处理也不是。尽管鸦片战争兵败，可是清政府从来就没对鸦片正式弛过禁，充其量不闻不问罢了，倒是禁烟的官样文章一直还在做。情急之中，宫慕久心生一计：何不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巴富尔？于是，宫慕久以自己政府衙门的名义，修书一封，直递巴富尔，冠冕堂皇地要求：请按贵国法律，对贵国运输毒品的商船作出处理。

接过这只烫手的烂山芋，巴富尔一时间真的有点懵。按大英律法，贩运毒品肯定属于不赦之罪，可他总不能真的按英律处理吧？可他也不能因为这是运往中国的鸦片就不处理，那将赤裸裸地失去公正。以哲学的概念定义，这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怎么处理，巴富尔都会陷自己抽自己嘴巴的窘境。

有困难，找领导。巴富尔也是这么想的。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的回答果然有政治家气魄，执行帕麦斯顿的指示丝毫也不走样，他要巴富尔明确告诉中国人：不许干涉任何鸦片（运输）船只！我们和上海开展鸦片贸易，完全是合法的，是为了清国政府的利益着想。

面对这样的无耻之尤，即便寿头（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如嘉庆、道光之流，恐怕也不会看不清它是一宗“道德丧尽的生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