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40
1934年冬，中央红军主力在湘江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困。突围西征的红军队伍中，随爹、姐姐、姐夫一起参加红军的瑞伢子才十五岁。在敌机疯狂的轰炸中，瑞伢子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看着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湘江水，瑞伢子不知道红军将要去往哪里。是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告诉他：跟着走！
跟着走，瑞伢子在爹牺牲后随红军主力来到贵州遵义。在遵义，红军迎来了战略上的转机，瑞伢子也有幸担任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再一次见到了纠正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毛主席身边，瑞伢子知道，红军不能跟着错误走。离开遵义前，瑞伢子亲眼目睹了毛泽东、贺子珍为坚守红军纪律，在紧急环境中被迫丢掉刚刚出生的女儿那揪心的一幕。这更加坚定了瑞伢子跟着走下去的决心。红军进入凉山彝区，受到彝族同胞的拦阻。此时，瑞伢子的姐姐主动请缨，带着瑞伢子，和长期遭受反动派欺压、蒙骗的彝族同胞达尔火一起用铁的纪律赢得彝族父老乡亲的信任。也就是在这里，瑞伢子结识了彝族汉子达尔火和美丽的彝族姑娘索玛。军民联欢篝火之夜，少不更事的王瑞发现了达尔火和索玛的爱情。清晨，红军野战医院遭遇反动头目勾结白匪洗劫。瑞伢子随连队出发解救，但姐姐王竹妹却在洗劫中被白匪残害致死。姐姐的死让瑞伢子在跟着红军走的长征路上失去了第二个亲人。抢夺泸定桥，还差半年才满十六岁的王瑞获准火线入党。在这里，瑞伢子的姐夫肖德昌和彝族兄长达尔火英勇牺牲。
跟着走，瑞伢子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走过了红旗漫卷的英雄路，走过了七十多年光辉革命历程。七十多年后，当白发苍苍的王瑞老人重新走上长征路时，他发现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些幸福和痛苦的回忆当中。只不过，他希望从此以后，痛苦的回忆少一些，幸福的回忆多一些。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翟俊杰第三次拍长征题材，反复琢磨如何拍出新意来。他认为像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课题，应该常拍常新。10年前他导演的《长征》是用全景式的手法展现了长征；10年后，人们的审美都在发展，拍电影不能见事不见人。所以最后他决定从小战士出发，以小见大，折射和反衬大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而影片创作人员为了编写剧本，全国各地采访了90多位红军老战士。
翟俊杰拍摄时为了让每个场景更真实，拍摄效果更具有震撼力，共270多名主创和工作人员、48辆载着12万件道具和枪械弹药的车辆、23支参拍部队共11万人组成的庞大剧组走过了4省8个县市，近10个外景地，大规模转场6次，行程逾15000公里，动用TNT炸药45吨。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云南元谋，演员照样打着厚厚的绑腿，穿着浸透汗水的戏服。在急流汹涌的湘江边，剧组架好的浮桥被突然而至的洪峰连续冲走两次，抱着摄影机不放的摄影师被冲到了200米外。影片还使用了大量数字特效镜头，营造出更真实的战争环境。
该片从片名就把视角定在“我”身上，从整部影片来看有一种相当规范的叙事视角，既然是以第一人称“我”，所以它每一个场景基本上都是“我”在场或者“我”看到，很少有客观叙述。他把瑞伢子的一些情绪和感觉非常好地融合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能够产生亲切感，也能够让观众更加真切地体认他失去亲人、战友、兄长的痛苦，而不仅仅是失去战友的痛苦，因为他们都是亲人，能够把个体化的情绪展现出来。
整个影片比较含蓄，虽然有人物出来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但很多细节可以让观众捕捉到它对含蓄的努力。同时对领袖的刻画上面也是非常用心的，非常注意把领袖作为一个平民、一个普通人来展现，把领袖平民化了，也能在观众心中产生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也能够增强影片的感染力。这部影片它能够捕捉到人物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人物的成长，非常细腻地展现了瑞伢子在长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他的成长。（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龚金平 评）
该片塑造的长征英雄既写高层，也写基层。该片以王瑞一家人在征程中曲折的命运贯穿全剧，这几名普通男女战士与红军最高统帅毛泽东之间都有戏剧性关系和感情交流，由此带出长征过程中最有名的事件和战役，以小见大。影片有史有诗也有戏。而影片为克服流水账弊病，格外注重抒情色彩。细致刻画了夫妻情、恋人情、父子情、姐弟情、战友情、军民情，感人肺腑。
《我的长征》还有一大突破，就是战争大场面拍得精彩。运用最新数字特技、巧妙的镜头剪接节奏、独特的声画和动作设计，使每场战争戏的震撼力互不雷同。泼墨与工笔并用的动静对比手法，让观众既有感官的震撼，又有心灵的震撼。（《羊城晚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