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五四运动前夕，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的消息传来，“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正当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全国社会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会能够实现“公理战胜”的梦想时，却传来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晴天霹雳”。这个巨大的落差让热血青年难以忍受。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出非表达不可的内在冲动。

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晚，国民杂志社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做出了次日大游行的决议。

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角北端的西花厅里，也正在举行一个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刚刚成立的北京高师工学会的成员。5月1日，北京各专门学校已经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市民大会，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正是为了响应7日的大会，商讨4、5、6三日中联络各校学生的事项。

在讨论游行的方式时，会员中出现了辩论，“有些人只主张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有些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主张暴动最力的，是数理部学生匡互生。会后，匡互生和几名意气相投的会员又留下来密议，一直到4日天明。“大众都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于是决定“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其实，匡互生等人对借游行之机实施暴动早有准备。自巴黎和会消息吃紧以来，匡就和校内外的易克嶷、熊梦飞、罗汉、罗章龙等二三十人时常集会，讨论政治。在5月2日的会上，匡互生被公推为负责人，组成秘密行动小组，准备暴动或暗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小组有专人负责“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如曹汝霖的住宅，就是从高师附小曹汝霖儿子处探听到的。为了认识曹、章、陆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据说，当时有位同盟会的老会员答允为小组提供一把手枪，但终于没有搞到。

哪知事情有变，各校准备7日开会的消息，被警方知悉，预备于当日禁止。于是北大学生会议决定将行动时间提前到4日下午，并于4日晨将改动通知了北京高师。匡互生等也就改变计划，派人联络各校的激烈分子，准备“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由此可见，冲击赵家楼是有所预谋的，并非像有人说的是示威学生一时冲动的结果，只不过这一预谋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动事件的”。

由于事起仓促，小组成员只带了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这次运动，有队伍、有指挥、有旗帜、有口号。在匆促的时间内居然有这样的组织，是群众运动行动上的进步。

当天在广场聚集的人数说法不一。北大学生范云说，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广场后约五六千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如当年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称各校学生总数约三千以上；北京法专学生王抚洲则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官方文件中记载的人数也比较少，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晨报》记者报道说：“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

据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代表事前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但在了解了学生的用意之后，也并未拦阻，而是任学生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据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学生在广场聚集后，并未再有演讲等节目，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并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凌乱。之后，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

据王统照回忆，在学生队伍前进后，警察兵士尽力将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让他们与学生大队接近。而在大队左右，每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灰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高喊口号也没怎么干涉。杨振声也回忆，警察始终跟随在他们周围。

然而，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并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只能留下说贴。这时，不仅外国守卫队不准学生前进，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

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当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当时，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据王抚洲回忆，当时各校总代表又集议一次，之后叫传递消息的队员告诉各同学，因为使馆区不能通过，现决定改往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并且再三叮咛同学们，“到了曹宅，一齐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然后将手执旗帜，抛在他门前地上，我们即整队回头解散。最要紧的是千万要严守秩序，不可与警察冲突。”王抚洲特别强调说，因为他是消息传递员，要向本校同学重复说上几遍，因而至今记得最清楚，不会有错。

之后，学生队伍遂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北方，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二里之遥。

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田炯锦回忆说，学生游行时，态度沉重严肃，步伍整齐，绝无谈笑喧哗者。许多外国人在学生经过时，停车脱帽，表示同情。等快到东单牌楼，忽然有人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少人跟着喊叫，大家愈喊愈加愤激。到曹宅大门时，真是人声鼎沸。

据杨亮功回忆，学生队伍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曹宅，人数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

据杨振声回忆，到赵家楼后，已有警察在保护曹宅。田炯锦也回忆说，当游行学生逼近曹宅大门时，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但态度非常和气，他们说，曹宅大门紧闭，大约主人不在，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

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为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出席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宴到中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说，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攻击曹、章、陆等人卖国，请诸位在总统府暂歇，不要出府回家。

曹、章、陆三人都是晚清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对日交涉，在北京官场素有亲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曹汝霖和陆宗舆都身当交涉事宜，后又经手日本西原借款；章宗祥则与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及青岛问题换文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在青岛问题换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语，成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缘故，曹、章、陆当时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拜访。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尽管警察已严阵以待，但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大门被打开了，外面学生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

据田炯锦回忆，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乃捣屋瓦，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不一会，有人从窗爬入，将大门打开。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

冲进屋后，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未对两人动手，而是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曹汝霖的踪迹。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当时仓促间躲进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并未细细搜查，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前来做客的章宗祥长得肥胖，又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的脑袋，后者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开，另一些人听了却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后门，并将章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随后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结果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起火之后，大批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许德衍等32人。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曹宅已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时偷偷溜走。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一贯认为闹不出大事来的当局意识到事态开始向失控的方向发展。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来。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上司驾到，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开始大肆逮捕学生。

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北京大学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警察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警察捆了起来。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档案中这32名学生是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其中北京大学20名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学生，工业学校2名学生，中国大学1名学生，汇文大学1名学生。

1919 年5 月7 日，北洋政府为缓和群众斗争怒火，将逮捕的学生释放。

5月23日后，政府态度渐趋强硬，严令禁止集会讲演，步兵统领王怀庆还故意将十余名盗匪绑赴刑场，绕道经过各校门口，以此示威。这种形势下，一般群众多有退缩之意，匡互生对此很担忧，对同学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怯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于是联络各校同学，共同促成了“六三”游行的爆发。

6月以后，匡互生离京南下，任教于湖南第一高等师范，但仍关注北京的学生运动。他对运动后期的发展有些失望：“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弹矣!”

赵家楼的烈火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当年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许德珩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们的壮举。

这场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将北京学生点燃的革命火种，在中华大地迅疾燎原。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进行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大规模罢工。随后，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商人纷纷以罢工、罢课、罢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在巨大的压力下，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是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过去谈“五四”，很少涉及是哪一位学生首先进入曹宅，很多当事人回忆也语焉不详。因为游行的学生们不同校，即便同校也未必相识。而且说法不一。

罗家伦是“五四”参与者，后来做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说：“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许德珩的回忆则说：“……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匡日休即匡互生，字人俊，“日休”是他的别号。匡互生自己也写过回忆文章，只说“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把铁窗冲毁”，进入曹宅。后又说是“五人”。金毓黻则回忆“当有东北籍学生某君为首，从旁面厨房破窗而入”。陈荩民回忆是他自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范云回忆是“一个陕西口音的同学上前打破了窗户，钻进去打开了大门”。尹明德回忆“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爬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何思源回忆说“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高个子”则符合匡互生的特点。罗章龙回忆“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张国焘回忆说是“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回忆中以周予同最为肯定：“一位数理科四年级同学匡日休，也就是毕业后以字行的匡互生同学，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去，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关于谁首先打开大门，后来社会上有不同传说，但就我的了解，确是匡互生，因为我们傍晚回到学校，我在学生洗脸室碰到他，看见他的手上流着鲜红的血。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敲玻璃敲破的。”而且他指明是从大门旁边，上角两扇子小玻璃窗门进入，窗是供门房采光用的。但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与“东北籍”、“陕西口音”有出入。“大门”、“后门”，描述亦不相同。　　

这些经历者的回忆各有不同，大多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写，时间流逝，有所误记，情有可原。现在来看，“五四”运动非自发，而是事先有预谋、有组织。罗章龙回忆：“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上写道，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当时虽无校学生会，但各班、系、院皆有学生会组织存在。其它各校均有各种学生组织，以北大为中心，渐成核心组织。据罗回忆，事先已拟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拟定了负责人匡互生等具体部署工作”。其后分别探明曹宅行动进出路线，曹、陆、章三人相貌等，还从北大扩展到其它八校进行动员。行动小组还具体规划了游行的各种措施，“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周予同则回忆：少数同学“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　　

现在看来，游行路线最终拐向赵家楼曹宅，也并非一时激愤，而是事先早已规划好了。匡互生记述在五月三日工学会全体会议上，大多数人主张采取激烈手段，“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次日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极力阻止勿去”，但已“毫无效力”。谁第一个从窗户翻进曹宅打开大门？当事人回忆有蔡镇瀛、陈荩民、匡互生等不同说法。而匡互生自己未谈，可能不便明说。但综合当事人回忆，匡互生首先跳窗进入曹宅而后打开大门的过程甚为详细，比较可信。而匡互生出生地邵阳，竖立“邵阳历代名人塑像”，其中有匡互生，在塑像下嵌有人物介绍：“……五月四日凌晨，他第一个冲入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是否根据周予同的回忆，不得而知。匡互生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

赵家楼的历史可追溯至明穆宗时期，其为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似楼，故名赵家楼。曹汝霖在此居住时，院内共有房50多间。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东院、西院、中院三个院落。今天，赵家楼南侧称前赵家楼胡同，北侧称后赵家楼胡同。走在附近胡同里，时而老宅平房，时而又是现代楼房。严格来讲，已没有太多“胡同”的味道了。原来阔绰的赵家楼遗址已经不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家招待所，大门开在北总布胡同上，招牌十分醒目，叫“赵家楼饭店”，大门还是近代西洋式的。由于赵家楼的烈火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所以赵家楼饭店也有了一块特殊的牌匾——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块牌匾提醒着过往的行人，别看建筑其貌不扬，小巷也那么普通，但这里却可称得上是百年中国巨变之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