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3 21:06
主要的玄学大师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王戎、刘伶、山涛、向秀、阮咸）
即“玄远之学”，它以儒家立场综合儒道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还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魏晋玄学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朝朴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梦觉、本迹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道家所具备重视，而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家虽然重视《老子》一书，但认为老不及圣（孔子），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主要阶段：
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等祖述老庄。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 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
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頠、杨泉等“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东晋玄学（约317～ 420年）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东晋时期，佛学蓬勃发展起来，玄学与佛学互相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论佛，成为一时风尚。言其合流，固是当时学术发展之大趋势。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逐渐合流，并被佛学所取代。
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郎擎霄《庄子学案》概述说：当时达官名士，多宗老庄如魏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晋王济、王衍、卢谌、庾数、庾亮、桓石秀、司马彪、崔馔、李颐，宋戴顺、李叔乏、齐祖冲之、徐白珍，梁江轿、伏曼客、掼埸、严植之、刘昭、庾曼倩，陈周弘正、徐陵、全缓、张讥、陆瑜，北魏程骏、邱晏，北齐杜弼其最著者也。这是一个不小的名单，但并非全部。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此风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这是就整个老庄而言的，老庄实不可分。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
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养生可谓是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