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活跃在各大学和科研部门的中国哲学方面的骨干，相当一部分是他的高足。他对待研究工作厚积薄发，从不哗众取宠，数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做学问。他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83年）等，在学界长期使用，颇得好评。他主编的《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选材和译述精当，是对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成功探索。其上世纪发表的主要论文有：《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哲学评论》1944年9月九卷三期）、《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颜渊》（《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哲学史研究随想录》（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肇论〉思想研究》（《国故新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等数十篇。

众所周知，石公是国际知名的佛学专家，但他在多年的佛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却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先生生前曾反复强调：决不能把研究宗教与研究马列主义对立起来，搞马列而不了解宗教，马列也是搞不好的。他提出在研究佛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注意历史发展、中印比较，突出中国特色。另外，石公学习过英、德、俄、梵四种语言，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的造诣极深，曾用英文撰写多篇介绍中国哲学的论文，用俄文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条目，及晚年主编《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在宣传中国哲学，促进中国哲学世界化的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石峻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书育人，奖掖后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他直到晚年仍旧讲学不辍，是中国哲学史界公认的“讲课最多的教授”，为培养专门的哲学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50年代就曾指导研究生。从1983年起，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他经常教导学生要养成严谨的学风，既要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又要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写出史论结合、高水平的科学论文。他已培养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十余人，都已成为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骨干。经常有人向他求教，他都耐心接待，悉心指导。他还指导过多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有人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怀坦诚，人品高尚，博得广大师生的敬重、爱戴。

他挚爱学术事业，藏书宏富，堂庑甚广。他学识渊博，然而博而不杂，善于由博返约、抓住重点，形成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他卓然成家，颇有建树。他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多次在学术会议或文章中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性，主张抓住中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的冲突这条主线，揭示中国人民思想启蒙的历程，概括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很重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认为研究佛学并非倡导宗教信仰，而是科学地揭示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奥秘，从佛教典籍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思维成果。他很重视中、西、印三种哲学的交流和会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学习过英、德、俄、梵四种文字，用外文介绍中国哲学。他很重视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早的倡导者之一。1987年他主持召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概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