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艾克赛特警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阿德森提出以社会契约论作为社区警务的基础理论。社会公众共同订立契约，把自然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代替他们行使这种权力，该思想兴起的政治科学理论探讨了警察的建立及其职能、国家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社会契约论表明，政府如果忠实于并且实现了它对公民的义务，人们就应该遵守这种行为规范。警察工作具有一种政治功能，警察既是政府的法律代表，同时也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人有权利要求警察提供服务，警察也有权利要求公众实现他们对国家的契约，这样才符合所有人最大的利益。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是社会的共同责任，社区公众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方面应具有必要且可能的治安功能。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又是社会的一部分，故警察的治安责任与作用是相对的。

所以，组织社区公众(个体和群体)参加旨在维护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改善社区生活质量的活动，能充分调动社区公众的治安责任感和积极参与感，发挥其应有的治安作用，这种一改传统的单纯由警方一家对付犯罪的警务方式，强化了社区治安功能，使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对犯罪作出反应，并通过警察与公众增进了解，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和条件来提高警方对社区的服务水平，由此建立起密切的打击、防范和服务的体系，使这个整体更富有治安潜力。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西方国家警察机关普遍接受了著名的“皮尔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推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警务战略。

加拿大前皇家骑警总监诺曼·D·英克斯特尔在《社区警务的本质》一文中指出，运用“皮尔原则”作为现代警察警政思想的基本指导原则:密切警民关系和以预防为主。

警察完成他们的职责—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必须依靠公众支持，而取得公众支持，就必须要密切警民关系。具体说，密切警民关系的实质是预防犯罪，警民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警察工作的成效，最终影响着社会治安形势。

既然密切警民关系的实质是预防犯罪、控制犯罪，那么，社区警务的基本特点就是:(l)警察工作立足社区;(2)鼓励群众参与。

警察与社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鼓励社区公众和团体参与警务活动，共同交流信息，研究社情，寻求解决社区隐患问题的途径，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犯罪。这是一个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抖掘社区治安潜力，警民合作搞好社区治安，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优选途径。

西方国家在制订适合本国的社区警务战略中，具有如下共同的操作方式:

1.合作。各有关方面，如政府部里、社会各界、教育及宗教机构共同为解决本社区存在的问题而努力。

2.解决问题。鉴别和分析暴绮已及其破坏性行为，寻求、制定长期解决这些间题的方法途径。

3.授权。创造一种合作氛匡，使社区和警察能相互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解决隐患，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4.责任。逐步形成一种互相监督、互相协调的形式，使公众、警方、政府、议会和社会团体共同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

5.适应能力。社区每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社区形势及治安变化调整自己，以提高适应能力。

6.服务方向。公众是“顾客”，警察机构是“提供服务者”。即警察必须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是社区的公众。

社区警务与传统警务之比较

传统警务认为，警察是担负执法任务的政府机构，是治安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言人，而社区警务则认为警察是公民，只是受雇专门担负公民应负责任的人，警察组织是负责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众多政府部门之一。

传统警察主要是对付各种犯罪、治安事件，并对暴力性犯罪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而社区警察主要是解决和帮助解决社区民众的问题，并消除潜在的违法犯罪隐患，提高社区生活的安全质量，与社区保持密切的联系。

社区警务的实行，要求警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管理、防范以及社区服务上，警察自主决断的机会增多，有自由裁量权依法对遇到的具体情况做出处理。同时，警察的管理权力与社区民众实现了共享，警方与社区成为伙伴关系，社区民众有权参与警务决策制定，社区警务活动由社区民众和警察共同商讨和决定。传统警务中警察对管理权实行了垄断，并且逢事汇报，指示下达再办事，严重限制了警察工作的积极性，甚至贻误战机。

社区警务是一种混合警务，它把社区民众作为警务运行的中坚力量，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分割了“治安蛋糕”，并且把最大的一块给了社区民众。社区民警也真正沉到了基层、沉到了社区、沉到了群众中，通过日常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密切了警民关系，最大程度地激活了“邻里守望”制度及“联防巡逻”制度，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社区一定的治安管理资源，实现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这种警务模式的运行，降低了管理社会的行政成本，并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传统警务在这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

传统警务衡量警察工作成效的标准较为狭隘，如快速反应的时间、破案率、逮捕数字等，这些指标几乎全是围绕犯罪而制定的，警察的行为价值目的大部分在于打击违法犯罪，对其考核评定也由公安机关内部进行。社区警务中警察的行为价值目的在于管理、服务、防范，评估价值更注重公众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衡量的指标是围绕公众的反应制定的。社区警察通过深入到公众当中进行走访交流、巡逻、帮助失足青少年、处理家庭纠纷等服务性的日常工作，改善了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并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对其作出科学的考核评估需要社会很多部门参与，不简单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事情。

一是警务模式构建方面。传统警务是一种“警察主导型”警务模式，强调决策权威的集中化和统一指挥的原则。这种警务模式以案件为导向，主要处理发生的案件，在案发后快速反应，可称之为消防救火式警务。社区警务是一种“警察与居民共事型”警务模式，它强调通过授权和实行参与式管理来调动社区民众的积极性。这种警务模式以防范为导向，与社区公众共同找出和研究社区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容易激化的矛盾以及可能导致犯罪的问题，提前介入，超前进行综合治理，从而消灭隐患，预防违法犯罪及其他事件的发生，因此可称之为预防消化式警务。二是警务价值构建方面。传统警务重打击轻防范，重管理轻服务。社区警务则是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安全防范的认知，建立良性的人际互动关系，强化社区的归属感，创造社区精神等，来达到警民对社区的共建、共管、共防范的目的。

2014年3月，全国第一个“社区云警务”系统在淄博市周村区建成。是移动警务在国内的一个典型应用。周村公安分局在北洋集团的技术支持下，结合基层民警的业务思路，解决了“社区云警务”系统的实战和实用性。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系统研发后，“社区云警务”的大体框架基本形成。

“不用再翻看笔记,不用再翻找档案,不用再开会才能布置任务,只要打开民警随身携带的“云鉴”,就可以查询所需要的基本信息、查看社区治安状况、接收上级的指示,这或许能简单概括“社区云警务”

张国华局长谈到这一个月的工作时说道：“通过反复的研讨和大范围的征求民警意见，使得全局民警对这一系统有了深入的了解，都觉得这项工作能够真正解决制约公安发展的瓶颈问题，所以我们下决心全警全力来推行这项工作。”

张国华局长告诉记者，这一平台的实用性在于，它改变了以往基层民警靠脑袋记、本子写、填档案的方式，这个平台既是采集设备又是应用终端。这项工作可以帮助基层民警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既可以将各类相关数据翔实准确地录入系统，用足用好信息化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基础信息共联共享共用，为服务公安实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社区云警务”平台的优势时，张国华局长总结了两句话：“这是一个积累式的资源平台，也是一个实战式的应用平台。”

“社区云警务”平台解决了以往信息“断档”情况，达到“一警录入，多警运用”的效果，还将通过民警的不断检查、更新、共享让数据变得准确鲜活，最终将为广大民警的工作和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持与帮助，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