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般编史学或者史学理论或者历史哲学的研究来说，虽然还很难说它们对于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有多大的直接影响，但至少这些研究者自身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共同体，有专门的刊物，经常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出版有有较多的专著、文章等研究成果，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但是，与一般历史学相对应的编史学有所不同，科学编史学因其发展的时间短，研究者少，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者共同体，因而，其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主要是在科学史的领域中进行，交流的对象和评价者，也主要是直接从事具体科学史研究工作的科学史家。而这与同样是以科学和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学科又有不同，因为，科学哲学家们也同样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交流和评价也主要是在科学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中进行，而并非是在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科学家共同体中进行的。

但科学编史学与一般编史学、与科学哲学等学科这种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以及因为这种差异而导致的在学术交流、评价圈子上的差异，就异致了科学编史学所处的特殊不利生存环境，因为在不同阶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往往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之所以不同阶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会带来矛盾和冲突，似乎是一个有普遍性的现象或规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被研究者，总是对于研究者和研究者的成果有所保留，甚至于不理解和反感。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家对于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家并不看好文论研究，甚至认为那是空谈，是没有用的研究，对于“指导”文学创作无益。

又如，科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家的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对科学史家的态度），许多的科学家也并不看好、并不重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也有许多的“理由”，像认为这些研究对科学家的具体研究没有用，认为研究者并不理解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工作，认为这不是原创性的研究，甚至认为科学和他们的科学研究经常被这些研究所曲解等。当然，在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自身的学术共同体中，虽然在学术交流和评价上也会有观点上的差异（在科学领域中亦同样如此），但那并不会引起如此大的矛盾，而当这些属于“一阶”的科学家与属于“二阶”的科学哲学家或科学史家在一起交流和对话时，冲突有时就会非常激烈，甚至于，这种在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之间“跨阶”的交流，也可以说是西方近些年来“科学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史家对于科学编史学的态度，也是类似的。尽管在现实中，科学史表面上看似乎是科学编史学的“近亲”，但实际上这个“近亲”却经常对科学编史学持一种拒斥的态度，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家那里所受到的待遇，经常就像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在科学家那里受到的待遇一样。

其实，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谁高谁低的价值区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研究者。任何被研究者自身，并不能说比研究者更为了解自身，这也是当代学术分工之细化和专业化的具体表现。

科学史家对于科学编史学之拒绝，有多种“理由”。我们可以列举出其中一些有代表性者。

例如：

1， 科学编史学这样的理论研究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无用”，不能“指导”具体的科学史研究工作。

2， 与科学史的研究不同，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不是在“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不是“原创性”的研究。

3， 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者因其不做具体、直接的科学史研究，因而没有“资格”对科学史和科学史家“品头论足”。

如此等等，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一些科学史家对科学编史学之拒斥的说法，但上述三种说法大约是最为典型的。

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和反驳上述“理由”。

1， 科学编史学这样的理论研究，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是否有用，取决于对“用”的理解，或者说，是对“用”的问题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理解。正如许多科学家尽管对科学哲学表示不感兴趣或者持歧视态度，但他们在其科学研究中，并不能回避其仍具有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理解（这些恰恰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一样，科学史家，在进行科学史研究时，也无法回避其所带有的科学史观以及相应的科学史方法论，也无法回避其持有的理论视角。问题只是在于，对于在其研究中起作用的科学史观和科学史方法论等内容，是有着自觉的意识，还是只以一种朴素、模糊、不自觉的方式来把握，而这种仅仅是朴素、模糊、不自觉地对科学观、对科学史观、对科学史方法等的把握，在科学史家们当中倒是比较常见的情形。

2， 其实，任何研究，都因其有着直接的对象，也因而可以有相应的“一手材料”。只是因为研究的“阶数”不同，对象不同，这些“一手材料”的类型也不同。如果说科学家的著作、笔记、档案、谈话等可以作为科学史研究的“一手材料”，那么科学史家的著作、笔记、档案、谈话等同样也是科学编史学的“一手材料”。相应地，任何针对一手材料的研究也都可以是“原创性”的研究。如果混淆了不同阶的研究，就会带来问题。例如，科学家若对科学史家提出其研究的“一手材料”和“原创性”问题，认为科学史家只是对阅读科学家所写的东西，并未做直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因而科学史的研究也不是依赖于“一手材料”进行的“原创性”工作，那么，科学史家们又应该如何回答？

3， 任何学科，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可以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既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评价标准。任何一阶的研究者都可以专业化，而不必按其上一阶之研究的标准来要求。例如，文学评论家并不一定要直接创作文学作品，科学史家也并不一定要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相应地，科学编史学家，也同样可以凭其自身特殊的训练和资格从事对以科学史和科学史家为对象的科学编史学研究。

这里所讲的科学编史学的“远亲”，是指科学哲学。在我们现实的机构和学科设置中，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是在像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点中从事研究的，这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研究。同样，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者也有可能（甚至是更为可能）在科学哲学的学科点中从事工作，并在与科学史家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也与科学哲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在现实中，在与科学哲学家的交流中，科学编史学受到的待遇，要远好于来自科学史家的待遇。

究其原因，这种差异之产生，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1， 科学编史学的内容与科学哲学有相近之处，都涉及到对科学之本质、科学发展的特点等的理论性看法。

2， 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虽然在从科学家作为起点的阶数上算是二阶的（而以这种方式科学编史学则是三阶的），但因为科学哲学家并非是科学编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因而，不存在前面所讲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冲突、反感和不理解的问题。

3， 比起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因其研究内容与科学家更为密切的关系，受到来自科学家的轻视和非议要更多，因而，更可以理解科学编史学的处境。

前面已经谈过了有用性的问题。这里再展开谈一点。

科学哲学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有用吗？

科学编史学对具体的科学史研究有用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像科学史对科学有用吗？

科学哲学或科学史的学者经常会面对上述提问，也经常不得不思考，并以各种方式来解释和说明自己的学科和研究确实是“有用”的。

这里首位的问题，是对于“有用性”之“直接”和“间接”的理解。对此，人们已经说了不少，也都有相当的道理，在此暂不再多谈。

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个层次上来看待“有用性”的问题，即抛开“直接”甚至“间接”的“有用性”的考虑。这也就是说，在更广泛的“观察者”中的一种对于上一阶的工作的“理解”的问题。这里的“理解”，也是一种“有用性”。而且，文学评论的读者，并不只限于文学家，还包括了关心文学的其他人；科学哲学的读者，也不只限于科学家，还包括了所有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科学编史学也是类似的，所有科学史的阅读者，也都可以是科学编史学的潜在读者（尽管现实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况）。

这也就是说，抛开直接的实用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因可以带来一种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这也是所有更高阶的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这样，科学哲学就不必只听命于科学家的直接需求，而科学编史学也不必只针对科学史家的直接需要，正如文学评论并不一定承担指导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使命一样。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当有可能满足那些“直接需求”时，相关的研究也是值得去做的事。

在现实中，由于发展程度的限制，以及学科体制的限制，科学编史学经常仍然要与科学史打交道，要与科学史家密切关注，也经常要接受来自科学史家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阶的研究者之间的彼此理解就是关键。

在发展中，我们可以希望，科学编史学应有自身的独立性和价值标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保持有适度的联系沟通的同时，彼此间因学科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保持适度的独立性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