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年鉴》正文部分的架构是“综合经济一产业—社会”模式。以(2011中国统计年鉴)说明：全书以。综合”开篇，国民经济核算也可归于此部分；随后的内容先按“宏观综合性领域”分列，包括人口、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经济贸易、能源、财政、价格指数、人民生活、城市概况、资源和环境专题：又按。产业”分列，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旅游业、金融业专题：最后按“社会发展”分列，包括教育和科技、卫生和社会服务、文化和体育、公共管理及其他专熙。而各省(市)统计年鉴正文虽均不同程度涉及到了以上部分，却始终没有形成—个较为清晰的整体架构。以2010统计年鉴为例，北京市将对外经济贸易列在产业内，位于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之间；浙江省将工业和能源合并，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列在财政、金融和保险专题及教育、科技专题之问，使得宏观综合性领域与产业出现交叉。各省(市)统计年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专题排列无序现象，并没有统一的架构模式。

2．统计口径的不一致

就某一指标而言，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使得全国总数据与省(市)数据加总之和存在偏差。统计口径包括统计方式，统计范围等，在此以GDP为例说明。中国GDP采取分级核算制，每年各省(市)GDP加总之和都远大于全国，增速也快于全国。《2010中国统计年鉴》记载，2009全国GDP为340506．87亿元(保留两位小数)，而各省(市)年鉴数据显示GDP加总之和为365303．69亿元。二者相差约24796．82亿元。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曾对外表示，2004年地方GDP平均增速超出全国3．9%。现任局长马建堂也表示，2009年全国GDP初步测算增幅为8．7%，但地方GDP总量加起来，其增速比8．7%要高得多。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就统计范围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地区经营企业越来越多，尽管统计制度不允许重复统计，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已统计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公司总部所在地一般也并不愿意剔除该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就导致了地方数据有放大趋势，而全国显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统计方式说，首先。GDP核算需要大量基础数据，国家和地方都存在资料缺口，需要采用不同的推算方法来解决。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很难制定统一的推算标准，只能制定推算的原则和幅度区间。因此，全国和地方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一致。其次，在获得初始数据后，国家还需要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徽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地方虽然也进行评估。但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

3．数据的不一致

即使是对统计口径并无明显差异的指标，全国总数据与各省(市)年鉴数据加总之和仍然存在着偏差，甚至误差较大。如能源专题中，《2010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全国石油消费量为38384．5万吨，而各省(市)数据加总后总消费量为40988．79万吨。又如对外经济贸易专题中．各省(市)统计年鉴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数据加总额为1551．30亿美元，而《中国统计年鉴》全国数据仅为900．33亿美元，两者相差近一半。显然，这是需要给出说明和解释的。

二、不同省(市)统计年鉴的对比及不一致

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都是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与需要发行的。虽然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在省(市)年鉴基本内容方面给出了一个框架，但由于该框架过粗，各省(市)年鉴仍然呈现各自为攻的局面，统计内容差别较大，部分数据难以完整获得。缺少了数据支撑的坚强大厦，省(市)间横向比较分析难以进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举步维艰。在这里，有些不一致并不是必然的，通过国家统计部门制定可行的、统一的统计标准可得到有效避免。各省(市)统计年鉴的不一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内容设置的不一致

以201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为例，在内容设置上，部分省(市)仅包括正文而无附录，如上海市、山西省；部分省(市)包括正文和附录，如辽宁省、江苏省；部分省(市)除正文、附录外还附加了其他项目，而附加项目又有所不同，如北京市加入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报告，天津市加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内蒙古自治区加入政府工作报告，陕西省加入2009年大事记，等等。

2.整体架构的不一致

前文中分析了《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市)年鉴整体架构的不一致，而就各省(市)年鉴而言，由于正文部分专题排序并不统一，导致整体架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前文北京市与浙江省的对比事实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3．统计专题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首先表现为某些相同专题排列组合的不一致(进一步地，表现为专题名称的不一致)。比较20l0年各省(市)年鉴，以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为例，天津市将二者合并，命名“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黑龙江省将二者合并，命名。对外贸易和旅游”，北京市将二者分别单列，山西省将对外经济贸易单列，旅游业与住宿、餐饮并列，等等。

其次表现为不同省(市)年鉴包含专题的不一致。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部分。以《中国统计年鉴》社会专题为标准，除基本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外，北京市有社区、政法等，浙江省有专利、测绘、标准计量、工会组织等，上海市有法律、公证等。

最后表现为不同省(市)年鉴特色专题设置的不一致(这里把上文中四大部分包含专题之外、各省(市)自设的专题定义为。特色专题”)。如福建省有海峡西岸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贵州省有扶贫与开发；重庆市有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移民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有盟市资料，等等。

4．指标内容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同一专题下设的指标体系内容存在的差异上。例如。某些经济指标数据在部分省(市)年鉴有统计而其他省(市)无统计。仍以对外经济贸易专题为例。按国别(地区)分外贸进/出口总值是一项重要的贸易数据，其与GDP的比值可用以度量：影出口综合集中度，而后者又可用以衡量贸易安全。对比2010年各省(市)年鉴。除海南省、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余省(市)均统计了该数据，但是，对这些省(市)来说，该指标在统计形式、统计内容也并不完全一致。就形式而言，多数省(市)将影出口额列入同一表中，如北京市、安徽省、湖南省；少数省市以两张表分列，如陕西省。就内容而言，贵州省只有分大洲数据，其余省(市)虽都有分国别数据。但统计的国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不同省(市)不可能与每个相同国家都有贸易，这种不一致是必然的。尽管如此，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各省(市)未能全面地提供一些重要地区的贸易数据。以欧盟为例。欧盟已连续7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欧的经贸合作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引擎和坚实基础。在此经济背景下，与欧盟的贸易数据理应在每个省(市)统计表中有所体现。而现状是，仅少数省(市)会将欧盟数据单独统计，如山西省、山东省；大多数省(市)统计了欧盟内一些国家贸易数据，如云南省、黑龙江省，且不说统计在列的国家少之又少，仅就同省来说，年与年间贸易国家还存在很大差别，着实令人费解：某省与某国曾有过贸易，却没有任何统计了，究竟是没有贸易了。还是本身取消统计了呢?

总的说来，由于中国幅员广大，经济社会情况复杂，各省(市)统计年鉴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如今亟须做的，是国家统计部门应着力规范各省(市)年鉴主体内容；同时，仍要给各省(市)留出一定的余地，使之更符合其发展情况和客观需要。无论如何，规范化和差异化应达到这样的目的：各省(市)统计年鉴的不一致应保持在适度、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样地，这一准则也适应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的不一致问题。显然，作为基础数据的统计年鉴，其质量越高将越有助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