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经詹安泰在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读书时的老师陈中凡教授推荐，詹安泰以名士身份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

1939年，中山大学奉命内迁，辗转到云南澄江，其间创作古近体诗计123首，超越十年韩江的总和；得词36阕。

1940年，在困苦的环境中写就了其扛鼎之作《词学研究》。

1949年，广州解放，中山大学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造工作，詹安泰担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1953年，《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一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被誉为是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论文。

1957年，与容庚、吴重瀚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高校交流讲义公开出版，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1958年，《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统而集中地论述了他对于李煜及其词的看法，在全国学术界掀起热烈讨论。

1967年，病逝于中山大学。

1902年，詹安泰出生于饶平县新丰乡的一个书香世家，詹安泰自幼酷爱古典诗词，6岁进小学，10岁学写诗，13岁学填词。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为词人詹安泰提供了坚实基础。之后，詹安泰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国立广东大学国文学系求学。1926年，詹安泰受聘韩山师范学院，面临韩山韩水，大量创作诗词，潜心研究诗词理论。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赵雅娟认为，詹安泰的词风大致经历两个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取径一石二窗”，即追慕姜夔、吴文英、周密的词风，风格较为清丽。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声声慢·江亭重到，景物都非，感赋此阙》，与姜夔风格为近。20世纪30年代后期，詹安泰承陈洵“问途碧山，宜所先也”之论，专师王沂孙，词风偏重寄托。当代词学家施议对认为：“詹氏所作词，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如他作于流寓香港期间的《齐天乐》，情怀家国，眷眷不已。

《声声慢·江亭重到，景物都非，感赋此阙》中，詹安泰写“吹花旧曾驰马，换荒凉、艳冶难描。凝望久，有霜禽惊坠，啼向青霄”。同一时期的《蝶恋花·四首》之一，“明艳一春芳意闹，眼底波翻，风外流莺巧。尘掩镜鸾慵对照，有谁惜取如花貌”，词风清幽，笔调清浅。

至1938年，广州被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刚刚被聘为中山大学词学教授的詹安泰由潮安绕惠州，经香港转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到达昆明后，转乘一站火车到呈贡，再骑马或小毛驴，几经周折方抵达澄江。

詹安泰自述，“颇思别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寻重拙大之义。而才力不胜……或当再向苍质处走耳”，表达对生辣、苍质的审美境界追求。马大勇认为，何谓生辣？生新老辣、迥不犹人之谓也。何谓苍质？苍凉质朴、天然淳厚之谓也。

在前往云南澄江时，詹安泰短暂停留香港，写下“听商女琵琶，隔江犹是。杯酒长空，望深到处腾光气。东华事随逝水。梦骄天路远，愁恨谁寄。红雨迷春，娇花拥月，多少前游佳丽。消残痛泪。忍重觅秋魂，鬼歌声里。怅断关河，倚楼中夜起。”家国身世，飘零山河，哀痛悲戚，苍质豪迈，尽在词中。

1925年，还在国立广东大学国文学系读书的詹安泰在学院季刊第一期上刊行《孟浩然评传》一文，在“四大词人”中最早发表学术文章。

大学毕业后回到韩山师范学院，詹安泰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创作与理论并重，通过老师李笠、陈中凡的介绍，与国内词学名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陈蒙盦、曹纕衡等广泛交流，书札往返，成为以词会友的词坛知己。1933年4月1日，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其间詹安泰有《论寄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等多篇学术文章发表。

自1938年被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后，战事吃紧，兵荒马乱，中山大学辗转迁移，詹安泰一面流离奔波，一面笔耕不辍。其间，他陆续撰写《花外集笺注》《碧山词笺证》《姜词笺释》《宋人词题选录》等著述，并在1939年刊印了流传甚广的诗集《滇南挂瓢集》。

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接祝南广东乳源县清洞乡函，谓中山大学文学院新迁彼处，臭气薰蒸。与雁晴寻屋，数日不得，暂住大便地地名炮楼上，内地学校，困苦如此。”1940年秋，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回粤北乐昌的坪石镇，文学院在镇东头小山岗铁岭上借用原铁路局十多平方米的小泥屋，詹安泰在那里写就其扛鼎之作《词学研究》。

1953年3月30日，詹安泰写定《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一文，后发于《人民文学》七至八期合刊，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文。1957年，詹安泰与容庚、吴重瀚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高校交流讲义公开出版，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1958年，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出版。此前他发表的《李煜和他的词》一文，系统而集中地论述了他对李煜及其词的看法，曾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热烈讨论。对于李煜词的评价问题，他就曾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李煜词，应当把李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切实地确定在词这方面，词外有关李煜的东西，只能作为理解他的词的引线或帮助，而不应该硬把他的词里所没有的东西来评价他的词。”（《李璟李煜词·前言》）。

任教数十载，桃李满天下，不少当年入室弟子，而今已是诗坛、词坛的名流宿将。系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于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学作品鉴赏及诗词创作等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与贡献，在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诗词踵承清季同光诗词“宗宋”之风，挹其芳润而独具面目自成新境，与当时国内词人名家夏承焘、胡光炜、龙榆生等，被誉为现代“四大家”，可见其在20世纪词坛的影响和地位。先生博学多才，除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一生对书法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

其诗词作品及词学论著在海内外影响颇深，素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之美誉。

詹安泰，1936年9月于《词学季刊》发表《论寄托》一文，借用吴梅的话为常州派寄托说确立义界。谓：“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表示这是通过比兴途径，阐发意内言外之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这一艺术手段，詹安泰将其归结为下列二项：或取资闺帷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家国之怀亦寓焉。于此二项，詹安泰特别强调“词外求词”。他指出：岳飞《满江红》，“悲愤之怀，壮烈之志，和盘托出，绝无隐蓄，此不关乎寄托也。”至《小重山》，“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而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前者不关寄托，所述都在词内;后者有寄托，意在言外。词内与词外，实际已经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例如：“瑶琴独奏，赏音无人。”说明独奏者的耻和辱，已不仅仅是靖康耻和臣子恨，而是包括靖康耻和臣子恨在内的一般人的耻和恨。同时也说明，詹安泰之论寄托，已不仅仅是寄托本身，实际已为词学文化学的建造奠定基础。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20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詹安泰写碑于雄肆中透出典雅，与同一时代学碑者同源而异途，其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文人气息，既写碑而又具帖味，自然而无浮躁气。这与民国时期的书法由于倡碑之风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文人学者乃至书画家，写碑成一时风尚。与毕生浸淫帖学者不同，詹安泰于帖学之外，对碑版、章草、篆隶都有广泛涉猎，并以帖入碑，以碑掺帖，行笔跌宕，结构险峻，体势修长隽迈，线条柔韧凝练，且擅各种书体，能以碑版之法而写行草之韵，正所谓出碑入帖，融会贯通，整体气息典雅秀劲。詹安泰碑帖结合的书风，且让人感受到大气磅礴气势的同时透出浓烈的文人气息，如其书赠潮籍学者蔡起贤的对联“立定脚跟做人，放开肚量食饭”，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字形似《石门铭》洒脱自然，用笔若枯藤老树，从容洒脱，有如《石门颂》无拘无束，好似璞玉浑金，不故作修琢，无造作，神采直追康南海。詹安泰的书风，得汉魏六朝碑版神韵，得《石门铭》《爨龙颜》纵横奇宕之气，蜕化成自家面目。詹安泰不满足帖学，也不单纯摹仿古碑，故能熔铸古今，冶真草隶篆为一炉。

詹安泰在中山大学执鞭之余，尤其热衷书法与金石研究，对汉隶、魏晋六朝碑版用功之勤，非一般书家可以比拟，他所写的隶书，深得古隶神韵，质朴无华。自清至民国，真正能以写碑而现书卷气者，屈指可数，詹安泰可算其中一家。他兼善真、行、草、篆、隶五体，对汉隶、魏碑楷书用功尤勤，因而他的字里行间，内外一致。他在创作或抄录自作诗词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体融合的笔法与结体，更显其质朴古意。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在《詹无庵诗序》中，不仅高度评价詹安泰的诗，还抒发自己的感慨：“无庵之于诗，气骨遒而情性藑。攓太华曾云之峻，不足以方其缥缈之思；吸两颢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骞之操。……无庵挂瓢滇海，凄吟武溪，居山林之年，值澒洞之际。晚岁所作，如书之一波三折，逋峭峻絜，至今诵之，低徊悱恻，弥怆平生于畴日。”借饶老此序句，评论詹安泰的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其艺与道通，目击而道存，写出了魏晋新风度。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20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詹安泰的文学地位主要可以从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两个大的方面来衡量，而学术研究又可以分为词学研究、楚辞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

词学研究是詹安泰毕生经历所在。他从填词创作到词学研究，以深刻而丰富的创作经验作为基础，对词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卓识的见解。

詹安泰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致力与屈原及楚辞研究，这种研究的转向，一方面是由于编写文学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词及骚几乎是清人治词的共同趋向。詹安泰曾作《诗人节怀屈原》一诗云：“……我读《离骚》每每梦，梦与屈原相驰逐，表明了自己对屈原人格的追慕。

詹安泰在词学研究之余，复上及诗骚，对《诗经》和《楚辞》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探索。

詹安泰有长期的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经历，他在筹划自己的研究范围和计划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当代的学术研究现状，关注学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理论的先进性和对建立当代文化的积极意义。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先后写下一组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文章，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詹安泰看来，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新时期需要特别强调的，他说：我们从矛盾斗争的情况比较突出的客观现实来考察古典作家的生活实践，从古典作家的生活实践来检验他的作品的精神实质，是处理古典文学的一条可以走得通的途径。”詹安泰的这个意见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詹安泰认为文学的本质和意义最后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层面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方法研究古典文学也是解放初期相当普遍的现象。詹安泰明确反对这种忽略文学本质的研究观念和方法。这种以文学本身为研究本体的看法，在现在的学术界已没有异议，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界，能够如此鲜明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是不仅需要学识，而且需要胆略的。

由于詹安泰具备相当科学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所以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能“触处逢春”，取得多方面的学术成就。

詹安泰先生一生勤于读书，敏于思考，在诗词创作与评论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20世纪的文坛和学术界奠定了坚实的地位。他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赢得了广大学人的尊敬。

云山苍苍，珠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