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社的成员人数一度达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过一百个，后来逐渐衰落，1931年成立新费边研究社，1939年与费边社合并成为新费边社。至今费边社仍然存在，据近期的内部报道称，该社现有活跃成员5000人左右。

LS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缩写，这所大学坐落于伦敦闹市中心，因此地方狭小，学生下课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这所学院成立于1895年，正是在费边社的倡议之下成立的，而且这所学校也一贯以中左翼的姿态立校，至今仍是费边社的重要思想库，工党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和波普尔与该校渊源颇深，由此亦可见该校的自由风气）。罗素曾经在该校任教，并将自己在剑桥获得的奖学金捐给LSE成立基金。罗素曾经说：“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费边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怀疑者，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地以现实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对社会的认识。

李光耀说，在LSE，他听了拉斯基的课，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吸引。在回忆录中，李光耀说：英国费边主义者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

LSE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社会，从而提出改革方案。与费边社一样，LSE在中国也默默无闻，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单：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劢、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他们都曾经在LSE求学。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说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这些LSE的弟子们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LSE连同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费边主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其手段则为渐进主义。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渐进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反倒是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愤青群体的茁壮发展，即是一例。这多少是耐人寻味的。

激进主义的实质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中国而言，由于众多的因素，激进主义一向是很有市场的。这使得中国历史在一个水平上不断重复，傅斯年曾说“（中国历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这未尝不是激进主义导致的。中国人对一个好的社会的想象力可以说极度缺乏，想来想去，也不过是《礼记》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版本，不过实质上并无分别），所以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行大道”？所以在起义的关头，往往以此为号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便已腐化无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从渐进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问“由谁来行大道”，不如去问“怎样行一个更好的大道”？

实际上在中国，并不缺乏渐进的例子，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种渐进的做法，往往是出现在战争当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进主义者易于主张革命，但问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因此从渐进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仍然会回到原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