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发表关于“中国画穷途末路”文章后，国勇亦写了一篇与我观点相似的文章，发表在同一刊物上，这算做是一次神交。我主持“新中国画大展”，邀请国勇参展，他拿出了几张大篇幅的力作，在展览上引起了关注。前年我去西安，到陈国勇的画室看画，发现国勇的画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考虑，这种变化是由于复杂的因素促成的。 从当下的普遍现象看，许多比较前卫的水墨画家不约而同回归传统，是值得思考的。按一些评论者说法，水墨画家回归传统是迷途知返，说明在西化风气下产生的实验性的水墨没有前途，而传统水墨则万寿无疆。我不想参与这样的无聊争论，我只想指出一点，以前我们所称的中国画也好，所谈的水墨画也好，其面貌都是依据于产生它的实践背景，比方说，当我写“中国画穷途末路”时，指的是它在文化封闭、保守环境中的窒息和黯淡，当我看到画家心甘情愿“回归”传统时，我发现原先的文化生态已面目全非，所谓传统只类似于店铺的招牌，它非常顺从地服从一个原则，即市场的原则。

同样，国勇画风的改变也凸现了这种化学反应般的特征，从他最初颇为激进的姿态，过渡到兼顾传统和创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水墨画创作的新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实践背景的制约关系。其实在任何时候，画家都会面临某种选择，优秀的杰出的画家并非只有凡高一种类型，达利便公然宣称：我的画笔是开凿金矿的镐斧。画家的成就取决于他所有条件的综合，正如袁枚论诗时所说的，好的诗人才、力、识、胆四者缺一不可。就是说，艺术的高度是倚赖于多种因素，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环境和氛围的制约几乎是致命的。我看到我身边那些曾经才华出众的画家身陷欲望的泥沼，被日益高涨的名利心所拖累，完全偏离了画画的轨道，成为不折不扣钞票印刷机。我想指出，画家在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参与其中，获得应得的份额，是合情合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即使是才华卓著的画家一头钻进钱孔，而对艺术本身失去热情，我们就应该鄙视他，唾弃他。真正有作为的画家，需要按艺术史的视野来对待，因而不是由一朝一夕的贫富、声望和地位来决定。

国勇郑重其事对我说过，他成不了第一流大师，但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第二流的位置。我看到、听到另外一些比国勇差得远的画家动辄以大师自居，以此招摇撞骗，相比之下，国勇的品格便显示出来。在一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自封的和册封为大师，是没有任何荣誉而言的。正如每个省都在按照号令推出十个所谓的国画大家进京展览，几乎是一场闹剧。

近几年来，水墨画的发展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即前面所讲，朝传统回归。所谓的“回归”，实质是实践背景发生变化后的逼迫，也就是说，由于受众的原因，更由于市场的原因，审美和欣赏的惰性占了上风，画家普遍趋向于创作“雅俗共赏”的作品，以博取自己的地盘。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水墨画实践的自律在起作用。很多年前，我曾把“中国画”当作“保留画种”来论述，前提是保留它的边界和特点。我与国勇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但基本的想法是一致的。国勇以他的耐心而艰难的实践，证明了水墨画的空间和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观念、技巧、表现力和视觉效果上，都有潜力可挖。这让我相信，我们对于水墨画前景所抱的悲观态度和乐观态度实际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深入的实践，说到底，作品本身是胜过言谈的，反过来说，一切言谈的基础都是依据于作品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勇似乎是一个山水画家，这是不错的。国勇的确把主要精力放在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上，不过，从他的整个创作实践看，前面各个阶段所积累的经验，都对他非常有益。国勇曾经迷恋水墨画的革新，在某种思潮的催动下，对陈规陋习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但是他的理性告诉他，水墨画的革新并非按照一种范本亦步亦趋，即使西方的现成经验可以作为自己的参照，也只能是众多元素中的一种。所以，国勇及时获得了与自己实践相适应的认识，把传统的元素考虑进来，将其当作丰富画面表现力的手段。

与别的画家对待传统笔墨程式的态度不同，国勇没有把程式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他强调的是笔墨的表现力。例如，在用笔上他力求将力度和韵味结合起来，力求变化和节奏感，并着力夸张它在画面中的骨架作用，使其产生类似金属感的效果。在用墨及用色上，国勇的方式颇有点“西画”味道，当然，这样的表述不准确，我是指，由于国勇的整个观念已经脱离了传统窠臼，自然而然获得了一种自由。他把墨和色交融在一道，墨是色，色也是墨，但画面给人的感觉却是色彩烂漫，——尽管他的用色并不特别绚丽。

国勇喜欢画云，换句话说，云彩在他的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画坛，许多画家都采用以画云彩来渲染气氛的方法，显然是对传统水墨的颠覆或补充。传统水墨的“空白”代表了以往绘画的自然观，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空白”所蕴涵的“虚”是相当有讲究的，“虚”与“实”之复杂关系，是传统画中的要素之一。当代画家与此拉开距离，目的性显而易见，就是要突出自身经验的符号意义，从而取得自己的制高点。国勇的云彩富有神秘感和想象力，但是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优点，因为云彩的“实”可能会堵塞观画者的思想空间，仅仅作为一个视觉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处理“虚、实”关系的关键所在，优点即是不足，正是最好的说明。

另外，国勇的山水画注重对形象的刻画，山貌、树木、岩石、流水、飞鸟和动物等等，表露出勃勃生气，远远高出了那些闭门造车的画家一头。我注意到，国勇虽长期生活在西安，却没有过多地受到周围画家的影响，与“长安画派”不发生联系，这是件好事。地域和地域文化往往对一个画家影响至深，犹如“金陵画派”、“岭南画派”一样，这些地区的画家都是交叉感染的，优点是共同的，缺点也是共同的，这不免令人遗憾。国勇画自己的画，追随自己心灵的足迹，一步步向前探索，他已走过的路大家有目共睹，他前面的路包含着大家的期待。我想补充一点，国勇尽管超越了地域性限制，对各种资源和养料都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但他仍然需要进一步跨入当代文化的开阔地，眼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国勇的爆发力是足够的，能够跨越各种障碍，获得一种真正的艺术的自觉，摘去他的理想之果。

2020年12月10日4时31分，中国著名山水画画家、美术教育家，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国勇先生突发心梗，在重庆新桥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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