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主持改革的总理福克·耶诺在内外压力下被迫辞职，匈牙利改革陷入停滞和倒退。卡达尔·亚诺什起用“技术型官员”出身的拉扎尔·捷尔吉组阁。拉扎尔任总理后，参与了匈牙利第三阶段改革的决策和部署，领导了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1975~1980年）的执行。1977年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出现转机，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1980年3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二大”肯定了1979年以来制定的经济政策，审查了“五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1~22%，工业产值增长24~25%，农产品增长15~16%，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是76%和24%。所以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明显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9%，居民消费增长14%。

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重启改革进程，拉扎尔政府颁布实施了7个政府法令和47个部长法令，集中在组织制度的改革和修改完善各种经济调节制度等方面的举措。大力精简中央部、局的机构。政府各部由原来的17个减为13个。各部裁减人员10%左右。对“一大二公”所有制结构进行变革：① 解散垄断机构托拉斯， 建立中小型企业。② 大力发展“第二经济”，兴办各种形式的私营个体小手工业、零售商店、小企业等服务性行业。③ 鼓励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活动，鼓励企业将闲置的设备租赁给退休职工成立劳动小组从事某种商品生产。80年代初实行的“第二经济”也就是多种形式的私营和个体经济，创值十分可观，它占国民收入增长的今三分之一，占居民收入增长的约一半左右。

向西方开放是匈牙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通过创办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发行集资债券、股票，建立有价证券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实行定向出口产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1978年1月6日，美国政府归还在二战中匈牙利被掠走的圣·伊斯特万王冠，匈牙利组成以奥普罗·安托尔为团长、拉扎尔·捷尔吉、阿策尔·捷尔吉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美国接收王冠。同时拉扎尔与美国签署商务贸易协定，美国给予匈最惠国待遇。

实行改革后，匈牙利党和政府在投资、工资、价格、分配等几个主要领域多次进行调整。拉扎尔上台后继续进行调整。1976年，匈对投资制度又进行了较大改革，对生产性大型项目的投资也开始实行贷款制度（全部贷款在投产十年内偿还，逾期不还付惩罚性利息）。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补贴，改为在投资达到计划效果时给予纳税优惠的形式。但特定目标仍可给予直接补贴。还规定，1975年8月后签约的投资项目须交相当于建筑费用10%的建筑税。后来又采取了控制贷款发放，减少补贴和补贴性优惠，并加强银行的监督作用等措施。1979年还决定停止新建国家投资的新项目。

1976年，匈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实行四种工资制：相对的平均工资制（或称取决于企业成绩的平均工资制，在职工人数确定之后，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取决于按职工平均的净产值）、绝对的平均工资制（或称中央的平均工资制）、相对的工资总额制（或称取决于企业成绩的二资总额制，工资总额的增减，取决于企业净产值的增 减）、绝对的工资总额制（或称：中央的工资总额制）。取决于企业成绩的工资制，一般适用于 经过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能够明显提高经济效果的部门。而中央工资制（包括中央平均工 资制和中央工资总额制），则适用于经济条件、价格、销售和利润关系较为固定的部门。对实行这两种工资制的部门，国家允许每年免税增加工资额4.5%。以上办法有助于消除收入上的过大差距，但有平均主义倾向。为此，匈在1978年进一步扩大了运用工资总额制的范围，降低某些部门的工资指数。在1979年还规定，经营好的企业免税提资可超过6%，并把投资幅度在6~8%以内的累进税比例减半。1980年匈实行六种工资制。增加相对中央工资总额制和相对中央平均工资制。还规 定除按指数或限额提高工资外，企业还可将节约劳力省下的资金将工资总额再增加3%， 同时把企业增加工资征收累进税的起征点由6%相应改为9%。

1974年以后，由于世界市场的条件恶化，匈原拟逐步缩小官价范围的设想未能实现。在外贸价格不断上涨的影响下，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消费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差距愈来愈大， 被迫支付了巨额补贴（据统计，十年内消费价格补贴增长近二倍），所以1979年7月，匈决 定全面、大幅度提高消费和服务价格，以减轻国家负担。1980年匈又在生产价格上实行竞争价格，要求紧跟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化，以国际市场价格作为评价企业经营的标准。缺乏适应外贸价格能力的企业和服务行业，不采用竞争价格，但也要严格价格制度。匈计划使自由价格在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中分别所占的比例达70%至80%和60%。

为增加预算收入，匈于1976年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使用作了较大调整。首先是增加若干项目的税额，如把社会保险税由相当工资总额的17%提高为22%等。同时，改变了以前过死的利润分配办法，只规定利润的使用程序：向地方议会缴纳占全年利润6%的城乡事业发展税，支付当年应偿还的国家贷款；扣除职工社会福利和文化基金；上缴占余下利润36%的普通税；从纳税后的利润中抽出15%作为企业后备基金；最后再由企业决定用于发展 基金和分红基金。发展基金不纳税。分红基金超过当年工资总额百分之二即纳累进税。新办法还规定了后备基金的灵活使用办法。1978年底，匈又规定将企业后备金提高到所剩利润的25%。1979年，普通税由占余下利润的36%提高到40%。1980年匈取消了企业的资产税、所得税，一般工业、建工企业的生产税和商业税以及工资税。把社会保险税由相当工资总额的22%提高到24%，把普通税由40%提至45%，并实行差额生产流通税，以调节国内、外市场的差价。为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在企业无法构成分红基金时，不再保障相当六天工资的分红；对企业分红基金征收累进税既看占工资总额的百分比，也看赢利指数。同时扩大了后备基金使用范围。

1974年以后匈外贸困难加剧，1974年对西方外贸逆差达6.8亿美元。1975年又因经互会作价制度改变使匈的外贸补贴比1973年增加了72.5%（其中进口价格补贴增长五倍以上）。针对这种情况，1975年匈一方面要求各企业制订节能和节约原材料措施的计划：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出口。为增加出口商品货源，匈增加了对生 产出口商品的福林投资贷款，并对有利项目提高优惠条件。一九七五年夏，匈开始发放外汇 投资贷款，要求在三、五年内全部以外汇偿还本息。1979年匈还规定，对于在三年内能用纯外汇收入回收、不要投资补贴和国家补偿的项目，优先放贷。为控制进口，匈多次减少进口补贴。同时采取国家补偿等办法，鼓励出口。1980年改革价格制度后，外贸价格与国内生产价格建立直接联系，基本取消外贸税。

这期间进行的多次调整，都是为了更彻底地贯彻1966年确定的改革原则。匈实行的新经济体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拿1980年与改革前的1967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89%，工、农业生产分别增长了88%和42%。尤其是匈重视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有利于部门结构的平衡和市场的繁荣。匈1980年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已达2580斤，居经互会国家之首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愈发不利。改革以来，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基建战线长，对投资失控问题始终未获解决；价格体制的改革也不彻底，国家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外贸补贴和消费补贴，造成很大的财政困难，匈牙利的改革举步维艰。

匈领导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迈出开放价格的步伐，1980年同1978年相比，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25%，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32%，居民生活费上涨20%左右，价格波动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步骤，但公众无法承受。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不断掀起罢工，为避免受到波及，匈牙利领导人把安抚群众情绪放在重要位置，许多原拟出台的经济改革项目陆续刹车，如减少和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的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更有甚者，不惜代价向西方国家借贷高息外债来扶植陷入困境的亏损企业和满足居民现代化高消费的需求，继而用借新债来还旧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1983~1984年的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再次冲击匈牙利，使得刚刚恢复平衡的匈牙利经济再受重挫，两年间进口增加16%，而出口仅增加4%，这种进出口的反差使1984年同1981年相比硬通货减少了13亿美元，外贸逆差和外债持续增长，诱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时期，国家再次用背离改革原则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工作，尽管没有恢复以前计划下达的手法，但却干预企业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企业自主权收缩，同时，企业资金短缺、市场疲软，亏损增多。“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依然存留在指导思想上，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好。这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加之重新还原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都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84年4月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半途而废。

对于改革出现的矛盾和困局，主要是缺乏全局性结构改革的战略原则和全面的发展规划。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处于一种矛盾和混乱状态：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忽视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这样一来，反而强化了5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乃至瘫痪。

卡达尔、拉扎尔等人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和严重性，但是：① 囿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②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中央的计划管理为主。③ 是对匈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1973年3月，匈党“十一大”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的目标和任务。卡达尔领导集团始终未能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中走出来；由于企业自主权实际上仍停留在口头上并未真正实现，致使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未能从困境中得到振兴；而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目标的提出，更使匈党在严重困境中的现实经济生活面前将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卡达尔和拉扎尔不愿承担深层体制改革可能导致失业、企业破产等必然风险，担心触及经济体制的问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政治反响，一味求稳怕乱，始终下不了决心进行彻底的结构体制的改革。在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失误。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6年）没有按原计划完成。5年中国民收入累计增加8~9%，工业生产增长10.2%，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计划上述两项分别为14~17%和13~16%）。5年中农业生产增长12.4%，畜牧业超计划完成，蔬菜水果歉收。至1985年外债高达100亿美元。“六五”计划实际上宣告失败。1985年5月匈党“十三大”上，卡达尔、拉扎尔等领导人希望用加强行政手段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减少债务，加速技术发展，改造生产结构，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仍把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指标置于持续增长的方位上，结果适得其反，致使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紧张局势加剧。

“十三大”制定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在那之后的3年间（1985~1988年），匈牙利经济大滑坡：1985年国民收入比1984年减少1.4%，1986年国民收入只增长了0.6%，而国内开支部分则增长3.2%，其中居民消费增长2.7%，比原计划超过两倍左右。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60亿福林，超计划一倍（原计划预算赤字为230亿福林）。1987年初采取了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为增加出口，特别是向自由外汇区的出口，将福林贬值10%，但均未能收到相应的效果。外贸逆差日益扩大，外贸总额扶摇直上；1985~1986年两年外债增加40亿美元，1986年已是140亿美元，1987年剧增到177亿美元，1988年上半年已突破180亿美元大关。每个匈牙利人人均外债1800美元，居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首位。1986年4月匈党中央全会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束手无策。全会决议空洞无物，且自相矛盾，对于党的行动和团结却起了消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争论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应由谁负责？谁能承担摆脱目前危机的任务？”

拉扎尔·捷尔吉任匈牙利总理长达十二年，是继蒂萨·卡尔曼之后匈牙利第二位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他被认为是总书记卡达尔“最忠实的搭档”。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一贯反对从经济体制上进行激进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对卡达尔不构成威胁。在担任总理期间，主要充当了卡达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致力于限制能源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引进新兴技术、经济产业调整和所有制结构改革。采取政府贷款，但16亿美元的国债在经济结构转型、引进新技术和适应世界市场条件的不断变化方面投入甚微。1981年授权对企业设立的子公司实行分权管理体制，1982年设立有价证券市场发行股票，1987年对银行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引入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套系统。1987年匈牙利党和政府虽然制定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 的激进措施，但却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改革的战略原则，只有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局部措施，而且执行得也不坚决。这期间在经济体制方面，无论如何还是在不断地寻求改革的新方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步履迟缓，几乎是无所作为。他和卡达尔对靠借外债稳定财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维持“虚假繁荣”，最终导致经济全面崩溃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7年5月，匈党作出重大人事调整，内梅特·卡罗伊接替退休的洛松齐·帕尔，担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拉扎尔·捷尔吉任党的副总书记。格罗斯·卡罗伊取代拉扎尔担任政府总理。这预示着“后卡达尔时代”即将来临。拉扎尔虽然在他的政治生活后期升为仅次于卡达尔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兼管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但他的实际政治作用和影响力却在下降。1988年5月20~2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卡达尔、拉扎尔、内梅特·卡罗伊等党内元老几乎全部落选，随着卡达尔时代的结束，拉扎尔亦随之退出政治舞台。

《劳动组织和企业组织问题》（1974年）；

《匈牙利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1980年）；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人民支持下》（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