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过去在岛内也一直不是问题，岛内几乎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说过类似的话。蒋经国说：“我在台湾居住、工作40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马英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园在台湾，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台湾人。”连李登辉都曾多次说过“我是中国人”，而帮李登辉起草“两国论”、如今的“反中”急先锋蔡英文，也曾在20年前公开说自己“是念中国书长大的中国人”。

“台独”分裂势力的疯狂与反智

绿营发动“网军”和绿色媒体更是公然对所有敢于说“我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施以言语霸凌、精神围殴，不仅针对蓝营政治人物，连艺人、普通人也都不放过。台湾艺人周杰伦说“我是中国人，这事有什么好讨论的”，说2008年奥运会“在自己国家举办”，结果被绿营污蔑为“叛国”；台湾演唱组合SHE唱了一首《中国话》，被绿营批成“媚中”“奴化”；台湾青年作家纳兰采桑领奖时称自己是中国人，被绿营骂“卖台”……绿营极力将中国人身份认同污名化，在岛内社会划出族群撕裂的鸿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被贴上“卖台”标签，支持“台独”的，则美其名曰“爱台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暴露了“台独”分裂势力的疯狂与反智。

然而，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猖狂，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并不因为他们的信口雌黄而改变，两岸的血脉和文化连结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操弄而割裂。

根据《通胜》的载录，年中最少有9个主要节日、24个节气和140多个节诞，换言之，一年中平均两天就有一个节诞了。节日是人们随着季节、时间和物候转移，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风俗和纪念意义的社会活动日。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和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有关，这从文献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书》，到战国时期，一年中划分的二十四个节气，已基本齐备，后来的传统节日，全都和这些节气密切相关。

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定型，人们常说这些节日起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奠定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政治经济稳定，科学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对节日的最后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彩，许多体育、享乐的活动内容出现，大量的时间花在同一件事上反而成为延续。

农业耕作是古代中国立国之本，农业可说是古时汉族先民们营生的命脉，就好比当今的城市生活：倘若停止了经济运作，整个社会就会马上瘫痪。春节和冬节，恰是一年中头尾两个由农耕作息衍生的重要节日。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立春是很值得庆贺的。春节又称“过年”，“年”原是“稔”的初义，是五谷丰稔的意思，因禾谷多一年一熟，“年”乃逐渐由农业生产周期的名称引申成为节日的名称。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春节既是年终庆贺丰收的日子，更是新年农业生活开始的大好时光。古代一般腊月（即农历十二月）过半就充满了准备过新年的气息了，真可谓异彩纷陈：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送灶神”，直到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都是民间喜气洋洋的快乐时光。

至于冬节，就是冬至，也叫“长至”、“短至”和“至日”等，“至”是到达极点的意思，（与古代社会“夏至”并称为“二至”）。古代社会极为重视“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汉代以后又有“冬节”之称。这一天，家人团聚，置办佳肴，祭祀祖先，庆贺往来，一如过年的大节。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冬节”的重要性似乎日趋淡化，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农村，由于冬至是气候转换的起点，农民一到“冬节”就开始备耕，所以许多传统的冬节习俗，在不同程度上还得到传承，如吃“冬节酒”、“冬至团”或“冬至饺子”。至于城市市民抓紧“冬节”的进补，选购各种营养滋补品，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远古社会人们认为自然界具有生命及神奇的能力，因而每向山川草木、江湖河海表示敬畏，求其保佑和降福，形成原始的信仰。人们相信，宗教祭祀能保证猎物的捕获、季节的正常序列甚至庄稼的丰收。这种基于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一旦习以成俗，便成了节日的雏形。

常见于各出土礼器上的“社祭”和“祖灵”的象征图案，以及人群汇集或歌舞正忙的景象，便反映出这两种深受“天公地母”影响、向天地祈求丰收或风调雨顺的祈祷仪式，大多演变成后来万民欢腾的节日。如元宵节是从祭祀天神中最为尊贵的“太乙神”（又写作“泰一神”）演变而来，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中秋节则直接起源于古老的敬天活动“秋祀”以及“拜月”（秋分晚上祭月）；再如七夕节，亦是以确认天上的王母娘娘的存在为前提：只因为牛郎和织女触犯了天神的戒律，故被阻隔在天河的两边，每年只能相会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祭祀色彩较浓的中国节日，其演变的过程往往又融合较多的神话传说，因而显得更丰富多彩和富有人情味。

秦汉时代，扫墓之风俗已注入礼俗的内容。“家祭”就是对祖父母、父母的祭祀；家祭之外，还有“村祭”和“族祭”，场面宏大。祭祖方式除了一般的节日祝祷、供奉，伴以演戏、奏乐、舞蹈之外，其特殊形式是悼念、扫墓和立碑。

与现代社会相比，古代社会医疗设备相对落后，人们面对突如其来并无法解释的天灾疫病，乃祈求上苍庇佑，并衍生出保护自身的方法，端午节和重阳节就是在这基础发展而来的。

古时人们对驱瘟辟邪的重视与当时医药卫生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亦未必是现代人想象得到的。每年春夏交替之时，空气潮湿，瘟瘴将发，若不谨慎防御，往往造成重大的伤亡。古代民间就相信五月是多灾多难的“毒月”，甚至认为“五毒”（蛇、蝎子、蜈蚣、蜥蜴、蟾蜍）都从五月五日午时开始孽生，于是人们习惯于当天午前在屋角以及各阴暗处洒石灰，喷雄黄酒，并插菖蒲、悬艾草、佩香囊、戴老虎索和贴午时符等来驱邪气。重阳节则有登高避祸、喝菊花酒和插茱萸等习俗。

这些被认为能驱邪避恶的习俗似是迷信无知，甚至不免融合了宗教巫术的成分，但这些习俗却往往反映出古人于匮乏的生活条件下，所发挥的民间智慧：艾草早于先秦时期已广作药用；菖蒲能辟秽开窍，宣气逐痰；雄黄水能杀虫消毒。菊花傲寒而开，可祛病疗伤；茱萸则可辟恶气、御初寒。这种驱瘟辟邪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医学观念相吻合，反过来则更强化了节日的形成及文化的普及。

世界思想家

孔子、孟子、慧能、朱熹等。

中国思想家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道安、玄奘、慧能、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康有为、鲁迅、毛泽东、顾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