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在工作期间，草拟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提出了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进而提出“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的见解，并建议编“待访书目”，这些建议对改进图书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民国十年（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郊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次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顾颉刚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顾颉刚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日本投降后，顾颉刚随大中国书局一起迁回上海。到上海不久之后，即前往北平收集之前的藏书，由于战乱他的藏书损失很多，在友人的帮助下收集回一部分。这一时期除了在大中国书局兼职外，他还在复旦大学、苏州教育学院兼职。他在苏州教育学院开设通俗读物编写课程，希望能培养一帮学生维续从事民众教育工作。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物价飞涨，顾颉刚一家的生活颇为紧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辛树帜先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之后，便考虑延揽人才，好友顾颉刚便是他首先想到的目标之一。由于兰州交通不便，加之国共内战，许多人不愿前往。为了请来顾颉刚，辛树帜令人将路费及工资按月寄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6月，上海解放不久，山东大学即请顾颉刚前往任教。8月7日他收到被山大聘为文学院长的信函。8月16日向杨向奎写信，说明不去青岛之故。可知顾颉刚对是否赴山东大学任教尚十分犹豫。8月，顾颉刚“离沪，与金振宇、丁君匋同行，前往北平为大中国图书局设分店”。考虑到书局的经营发展，顾颉刚此行有意与新政权联系。

1950年5到6月间，顾颉刚作《顾颉刚自传》中有“我的治学计划”一节，计划撰述到《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整理翻译古籍、编辑《中国民族史料》。8月，经由上海市市长陈毅、山东大学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赵纪彬、文管会主任李亚农等人的过问、举荐与帮助，顾颉刚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岁末的日记中，他列出自己研究计划中“理想的成就”，以“晚成堂全集”命名，分研究论文、专著、杂类三大部分以及“古史汇函”，其中研究论文分民族史、疆域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其他共六部分，专著达50余部，杂类分11种，“古史汇函”17种。

1951年8月，复旦大学聘顾颉刚任教。1952年的院系调整，顾颉刚被分派至复旦大学。1952年1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顾颉刚名列其中并当选“上海分会”的17名理事之一。1953年，北京方面有意请顾颉刚赴京的消息渐次传来。10月份，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颉刚很快得到消息，在该月7日的日记中记称：“诗铭（方诗铭）告予，北京中国科学院将添设古代史研究所与中古史研究所。中古史聘陈寅恪先生主之，古代史将招予。”赴京的单位就此明确，具体的操作也随之实施。年底，“北京方面多次邀往。十二月三日，离沪。四日，抵京。为四联及大中国业务与各处接洽，并与中国科学院商到京工作事。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刘大年、尹达来访，邀任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至此，顾颉刚最终赴京到任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8月20日，顾颉刚启程离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5年，顾颉刚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诰〉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顾颉刚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口述历史，后由何启君编成《中国史学入门》一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同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关注渊源较早，1928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古代地理研究”，在《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中提到：“集录《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训》等文，看他们对于‘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主张是怎样的，如何从不同而变为同，如何从想像而变为事实”。这体现出他一贯的治学思路，整理、排比史料，看史实之间的异同与流变。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解释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对于上述三个意思，顾颉刚在文中都一一做了具体的说明。如对第一点，顾颉刚指出，自西周至春秋初年的人对于古代原本没有作出历史悠久的推测。据《商颂》和《大雅》等史料，当时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看作始祖，也只认定每个民族各有自己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而另外有一个禹，则不是祖先而是神。《商颂·长发》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的。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断：“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他相信王国维关于《商颂》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之说，因而认为“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因为《鲁颂·门必宫》里曾说，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以前的一个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王。由于当时传说中还没有黄帝、尧、舜，所以《诗经》中就不说后稷缵黄帝或尧、舜的绪，而说“缵禹之绪”。他说，“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

并且由《长发》知禹与“夏”不发生关系，到东周末年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于是禹之前有了更古的尧、舜。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作《论语》时，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的，至《尧典》等篇，尧、舜都有事迹可举了。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得到充分的创造，出了不少更古的帝王，自从秦灵公在吴阳作上、祭黄帝，经过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于是三皇立在庖牺氏之前。自从《世本》出现，于是古代各帝王世系大备，都成了黄帝的子孙。自从《春秋命历序》说从天地开辟到《春秋》获麟共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有一万八千岁。自从汉人和苗族相交往，把他们的始祖接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因此顾颉刚总结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顾颉刚的这个论断，把一向被认为绝对可信的我国古史系统从根本上予以推翻，把人们原来熟知的那些古帝先王说成是子虚乌有，顿时在学术界及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行作为研究标准的局面，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解放了思想，进而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在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推动下，古史界对古书的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均取得了很大成绩。自从顾颉刚提出尧、舜、禹等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有神性的问题以后，史学界便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并引发了学者们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研究，如杨宽、童书业等对古史传说的探索，郭沫若、闻一多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专门研究。他们的研究廓清了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区别了古代神话传说与真正的古史，促使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归入了史前史的范围。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不限于黄河流域，由此可见，顾颉刚在“层累说”基础上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等理论是富有创见的。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

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民国七年（1918年），他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来自文学方面的称赞。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他此书突出的成绩在于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民俗）进行阐释；标明歌谣适合的场所、参与者、具体的动作等；不同地域歌谣的变化；特别是它内容详实的附录———阐述了从题目的类型到《诗经》以来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吴歌甲集》“不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像这样比较完善的民间文学整理本，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在解放后也是不多见的”。

故事研究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中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兼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此间，写有《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在江浙一带购求古籍。1949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私人藏书颇丰，共计46000余册，其中线装书约6000部，平装书约2600种。曾有书楼名为“纯熙堂书库”、“芬陀利室”。抗战期间，为避战火，先后将其藏书一部分存放在燕京大学临湖轩，托付给顾廷龙先生保管，另一部分留在禹贡学会，均有较大损失，自称“寒舍亦且亡三万册”。

抗战胜利后，赠给上海合众图书馆860种，上海合众图书馆为其编撰有《顾颉刚先生所捐书目录》；其藏书大多为古史考辨、历史地理、文字金石之书、地方志书。藏书印有“劫余”、“劫后”、“先祖廉军公收藏书籍颉刚记”、“先父子虬公收藏书籍颉刚记”、“吴县顾氏纯熙堂书库”等。后全部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该中心组建有“顾颉刚文库”。顾洪先生撰写有《顾颉刚藏书记》。

袁行霈：顾颉刚生前200册读书笔记记载着他的学术历程、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值得史学界认真继承，同时也值得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研究人士认真继承。

王震中：顾颉刚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大师，终生治学，孜孜不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在古史研究、古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内外学术影响巨大。《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对中国古史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以及近现代学术史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顾颉刚被列为首批社员。今查《新潮》杂志，署名“顾诚吾”（顾颉刚笔名）的诗文，计有《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悼亡妻》《杂诗两种》《山中》以及两通与傅斯年的通信，另有一篇1919年1月应约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所撰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专号未出，直到1984年才发表）。

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革传统的命，是从破坏家庭开始的，到1919年1月，傅斯年仍沿袭此论，写有控诉家庭之恶的《万恶之源》。顾颉刚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也是有感而发，他由“家”联想到“国”、由“父”想到“君”，由此想到“君学”乃“愚民”之学。其内心充满的是对自主、自由的渴望。但像那个时代多数半新半旧的读书人一样，顾颉刚所受的家庭羁绊也一直未除。

不过，顾颉刚思想的激烈之处一点儿不比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差。他1918年12月18日致信傅斯年，谈及《新潮》杂志的办刊方针，“处处用《新青年》作反证”。据他说，是担心《新潮》摹仿《新青年》，“做了个附属《新青年》的报，以至徇人忘己，没有自己独立的心思，为陈独秀辈所利用”。预备在《新潮》刊登此信的傅斯年明显感到了信中内容的刺眼，故先转送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审阅，后来刊登时，也删除了相关的内容。这一做法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他在日记中抱怨说：“吾之责《新青年》，乃欲《新潮》杂志之不犯此等弊病，非与《新青年》争口实”。他强调此为致傅斯年个人的信，本是不适于传阅的。但此信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些。在信中，顾颉刚还提到“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过去我们总觉得“五四”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是在学生的激进行为后，经过反省，才感受到自身学问之不足的，但顾颉刚的话是在“五四”之前。

顾颉刚同意傅斯年办杂志以“造成风气”，建设“理想的社会”，但他出于对学生们的学问基础不自信，特别强调要《新潮》杂志用包容的心态，“舍短取长，交互进益”。在另一信中，他还希望有人出面“作一篇什么叫做学问”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学’字，涵义太广”。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顾颉刚就十分关心，在致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信中，他希望北大出面营救，并且出主意说，可以把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公布，以获取社会的同情。从顾颉刚的通信中亦可看出，五四时代北京学生的派别之争。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捕。虽然在致狄君武（膺）的信中，顾颉刚说：“《国民杂志》专在民族自决上下工夫，《新潮》杂志专在文化运动上下工夫，二者互相辅助，不出五年必有大效”。但他还是忠告对方：“学生的责任第一步是鼓吹，第二步是行动”。在致挚友叶圣陶的信中，更是称被捕的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逢事起劲，不学无术”。

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和国学大师，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复杂。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厦大共事期间，在此之前，两人虽同在北京，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如果说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顾颉刚至多是因为鲁迅与胡适、陈源的论战，间接受到一些波及。

两人真正接触，是在1926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二人成为厦大同事之后，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顾颉刚在1927-1929年任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时，与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主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近代史料征集整理委员会主任的陈功甫先生有过交往（见《顾颉刚日程》第2卷45页、122页、266页）。

1936年11月15日，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应邀赴陕西参加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和中国西北植物调研所成立会。行前，顾颉刚曾对过往甚密的朋友谈及，他去西安想会见张学良，希望张将军领兵抗日。这个消息被平津学联的地下党员所获知，认为这是一个做好张学良工作，使他坚定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极好机会，这是符合193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局势的变化所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的。因而，随即安排人与顾颉刚等教授取得联系，表示尽力帮助他们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果然，张学良对顾颉刚表示了钦佩和崇敬，不仅在邵力子于11月7日举行欢迎晚宴时，张学良与杨虎城欣然前去作陪，而且11月21日张学良专门派车接了顾颉刚到其家中晤谈，尔后同赴杨虎城所设的宴席。期间，宋黎多次看望了顾颉刚，并一起到在西安的东北大学、东望小学作抗日演讲，还前往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抗日，倾听意见。

顾颉刚曾这样透露过，在他们会见张学良时，了解到张学良当时正在学宋史，于是，就向张学良宣传“促蒋抗日”的主张，劝说其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团结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

师从

师兄弟

主要弟子

因数代单传，长辈们在顾颉刚13岁时就为他订了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顾颉刚与同城的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18周岁。而新娘则大他4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

1918年8月，吴征兰初撒手人间，生有两女。

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

顾颉刚在多次向谭慕愚（后改名谭惕吾）求婚被拒后，于1943年10月13日，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她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

顾颉刚的故居顾家花园的小巷保持着老苏州的样式，是原来顾家宝树园的范围。宝树园原貌已经无法寻觅，顾宅老屋现存东西两路。东路的第五进屋宇为顾颉刚的父亲在1931年重新翻建，墙上嵌有“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顾颉刚故居”的标志牌。

进入朝东的木板门后左转折向堂前。屋子坐北朝南，为三正两后厢带一辅落的格局，正面看是平行四开间，正屋中间为客厅，两侧的厢房伸向后天井。西侧挨墙是一条半廊，东侧贯通南北各进的备弄也早已封闭，现存故居为一个单独的院落。正屋坐北朝南，为硬山平房，屋前有檐廊，正中客堂开落地长窗。堂屋内方砖铺地，后方六扇屏门居中。客堂两旁有木隔障分隔，前方东西两侧分别有门通向内室，是顾颉刚后代的居室。屏门后有一小通道，又有一处小天井，通往后进，现已封闭，天井两旁是厢房，与前面的内室有门相通。

东落第五进东侧的一落辅房和主房紧密相接，在高度和构造上都和主房一样，原来是顾颉刚的书房，和正房的一房一厢一样，也可分成前后两间。

在顾氏老宅的第三进，还有一座宽阔的三间大厅。它的开间达8.5米，进深有七檩7.5米，圆梁扁作，屋面平缓，檐口较低，有明式建筑遗风。西路的两进房屋和其他附房。